Chanteur

近日，重庆市召开会议，宣布即将通过移民两百万人的方式，形成一个包含 3万平方公里， 1600万人口的经济圈，"打造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城市群"。（据《第一财经日报》）

 "一小时经济圈"的概念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京津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中我们多次听到以北京为核心的"一小时圈"和以未来京津高速铁路为纽带的"半小时圈"，上海"一城九镇"也基本上是采取的这个模式。从一个有强大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其城市影响力，进而在一小时行车可及的范围内拉动城市外围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大城市发展的常见模式。但是，以这样"指令性移民"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圈"，却令人感到诧异。

西方的人口迁徙，多为自发，比如希腊人从以撒卡向色雷斯、西西里移民，美国人向大西部进军；中国式的人口迁移，自古以来就具有较强的政策引导性，这是不争的事实。近有上山下乡，清初有"湖广填四川"，古至汉代，则有著名的"新丰事件"。  从西安往潼关路上，有"新丰"一地，实乃汉高祖刘邦坐了帝位之后，为解其父思乡之苦，在长安附近，依据故里丰镇形态建新丰镇，街道里巷，官署庐舍，无不与当时的丰县城一模一样，再迁其故里乡民，连同其家什畜禽，恨不得连牛蝇灶蚊也一并带来，据说鸡站在新城地面上，也能循迹找着昔日旧圈，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说"奇迹"，主要是工程意义上的。但从经济结果来看，城市面貌固然可以完美复制，但是农民和市民的生活还是不可能不受到巨大影响。江苏丰县在汉代尚未黄泛，淮河流域尚是水草丰腴之地，江淮之间的土质以水稻土和沙质红棕壤为主，利于水田耕作或水旱轮作；一经迁入汉中，年降雨量从一千毫米变为五、六百毫米，土质也变为下蜀土和黄土，西安虽然位于秦岭山前洪积扇上，地下水资源依然丰富，但是象淮河流域一样的水田耕作方式已经全然不可能了。所以，新丰镇的居民在镇上的生存方式，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略等同于三国城水浒城里的群众演员。

"新丰模式"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国现阶段的大规模指令性移民，已经不再为了照顾某个重要人物的感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此类移民对于经济仍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预计的结果。人群在城市或乡村间的迁徙是否有正面经济意义，取决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对于迁徙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否存在客观的，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提升的机会。换言之，他们与即将接受自己的土地，是否匹配。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张献忠之流确实杀得川中大伤元气。千里沃野，无人耕种，而湖广与川中气候，也大同小异，农民过去，不过是换个地儿继续种地罢了。

但是，将数百万人迁入某一城市可大大不同。从社会学角度上说，这数百万人势必原先不是城市人口，或者仅仅是"准城市人口"，否则，他们的迁入势必意味着其他城市的衰败，这是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阶段中不可能出现的景象。既然是非城镇人口的城市化，那么它势必意味着大量人群精神面貌在瞬间的巨大变动。这不再仅仅是种地和上班，住平房或住楼房的区别，而是是人们从农村的"具体人格关系"到城市的"契约人格关系"（马克斯·韦伯语）的根本性变化。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农村的人格关系是基于熟识的，我认识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的邻居，我的表哥，我的杂货店主，我的债权人，这些概念完全可能集中于一人身上；但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是基于抽象契约的，我的雇主对我仅仅意味着雇主，我的律师也只意味着律师，我不认识你，或者和你没有亲戚关系，并不影响我们之间任何契约的履行。

将大量农村或村镇人口在瞬间迁移入城市，他们就必须学会用这种“抽象契约”去面对既有的城市人群，但是传统的“具体人格关系”仍然将在他们中间存在，他们仍然将以“自己人”的概念去理解自己的本乡人。这种人格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外人”和“自己人”概念的形成，会导致迁入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既有人群产生沟通和融合障碍，甚至产生族群对立。而这种障碍，也是城市化社会中最大的不和谐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如果迁入人群是自发迁入，那么他们会存在主动的适应环境的愿望，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本意；如果人群是接受政府导引而迁入，他们本就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抱有依赖，但政府行政力量对于如何解决不同人群的"内在和谐"问题，也不在行。早年从上海向内地城市转移的产业使得大量西南三线城市出现了很多上海人，这些人形成了很多与当地格格不入的城市小环境，他们不能，也不愿与当地居民进行融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遵义的"小上海街"上，和上海一样，为了得到尊重，必须讲上海话。

这样看来，城市人口的社会化融合过程，则会更加阻碍重重。  阻碍也不仅仅来自社会学因素。从经济学来看，真正的农民城市化必须建立在他们掌握足够的城市生活技能的基础上，才能够顺利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不是城市常规劳动力；真正的城市劳动力的素质，不体现在大学文凭上，而体现在对于城市生活的天生理解上。一个城市的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至少可以去城里的服装专卖店卖衣服；而一个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如果他是被行政命令指导迁入城市而不是自愿进城的话，很可能连最常见的服装品牌都数不全。这里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农村移民的背景劣势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是自愿迁入城市，他们必然是为自身的未来城市经济路径做好了一定程度的谋划，并且做好了面对城市经济生活风险的准备。但是收到行政指令迁入城市的农民，规模以百万人计，他们在经济上是完全无准备的，在技能上很可能也是完全无准备的。那么，政府倘若不管他们的未来经济走向，势必引发连串后果；如果政府去管，委实也无从谈起。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否认，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西南中心城市，一个市域人口 3200万，中心城区人口仅有 600万的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中心城区的位置。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上来说，这种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应建立在大规模动用行政命令对人口迁移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用一种化学实验来做比方，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犹如将浓硫酸与水混合。二者的结合会产生大量的热能，我们的化学老师以无数惨痛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将浓硫酸缓缓地倒入水中，并且不停搅拌，二者的混合才可能是无害的。因为，缓缓进入水中的浓硫酸所产生的能量能够瞬间被周围的水所吸收。如果将水一下子倒入浓硫酸中，瞬间产生的大量能量无法释放，会产生沸腾和飞溅，给实验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新丰模式"就是一种将水倒入浓硫酸的模式。在政府对经济发展具有绝对控制权的时代，政府的权威也许可以压抑这种能量的释放，或许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在一个我们已经理解了"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的时代，生硬的行政命令所产生的，绝非市场所乐见的结果。

注：本文系为《中国经营报》所写，但发表出来的版本竟删掉了大量原文，(红字部分）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