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及人生杂忆（1）
外祖父从小失怙，9岁就从苏北到上海做学徒。此时的他正经营着一个小的布店，家里生活应该无衣食之忧。
他的家位于上海黄浦区福建南路85弄，一个名叫“中华里”的弄堂。今天，它的北边紧贴着延安东路，南边紧贴着金陵东路，离东边的外滩、东南的城隍庙和豫园、西边的大世界、北边的福州路和南京路都不算远，一直是个很繁华、很热闹的地方。
受老人的宠爱，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幸福的童年。据大人们说，我小的时候脾气很坏，任性而张狂，每天入夜后特别地来精神，总要大人抱着逛街，否则就会大闹不止。
我出生之时，父亲在天津，母亲是坐飞机回上海生的我。当时，我大舅和姨妈都是上海的“地下党”。大舅在“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曾一度被拘，家人保释后化名去了苏北解放区，因为在教会大学里学的是化学，解放时曾任梅林食品厂的军代表，后来陆续担任过上海合成洗涤剂厂（出“白猫”洗衣粉）厂长、上海日用化工研究所所长和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的秘书长。姨妈当时是小学教员，作为地下党的交通员，小时的我曾被她抱着当工作掩护，这也许是我对革命最早的“贡献”。
与母亲家不同，我父亲家境不好。他出生在江苏靖江一个较大的封建家族里，聚族而居的宅子抗战时曾被用作国民党的伤兵医院。但祖父这一支比较颓败，一直要靠亲戚们的接济才能维持。
父亲是家中长子。他母亲在生下他后就故去了，祖父又续娶了祖母的妹妹。新祖母待父亲如同己出，虽然她后来又陆续生了6个子女，即我的叔叔和姑姑们。其实，我最小的姑姑比我也大不了几岁。记得我在高中填社会关系的时候，她那时在江苏省跳水队当运动员。显然，父亲在家中担有更多的责任，所以他早早上学、早早就工作了。
父亲上的是不收学费的纺织专科学校，42年毕业后分配在天津的纱厂做技术工作。当时，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弟妹们上学也都要由他来供。此外，在上海念大学的大叔也得到我母亲的接济和关照。直到解放前夕，我大叔大学毕业到东北工作，家庭的担子才开始由兄弟俩分担。由于父亲的身上维系着全家人的生计，所以他一直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党派组织。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父亲怕战争造成家庭阻隔，遂离开天津到上海与母亲团聚，当然他也因此而失业。此举直接导致几个姑姑失学，并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1956年作为调干生再次入学，但后来她们都因此成为离休干部。
失业中的父亲经同班同学的介绍到广州筹建一个新的纱厂，该厂的全部设备准备从英国引进。介绍父亲的同学是该厂老板的女婿，父亲是他们班的两班长之一，而该老板同时也曾是父亲学校的校长。此后，随着解放军的不断南下，老板最终将纱厂建到了香港九龙，父亲也随之前往，并在厂里担任技术总负责。
我排行老三的弟弟于1952年在九龙出生。这个弟弟后来全家移居香港，在那里见到父亲以前的一些下属、和由他推荐接他班的人，他们大多混得很好。谈起往事，大家不禁唏嘘。他们告诉我弟弟，你父亲人很威严，一般人有点怕他。确实，我父亲个子较高，有点象朱镕基的那个味道，我在家里时也有点怕他。
1953年，父亲和母亲在亲戚们的动员下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被安排到郑州筹建郑州国棉一厂。
父亲的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先是肃反中被重点审查，但肃反后连涨两级工资。1959年又在河南的反右扩大化中被划为“右派”，工资减掉一半，1962年旋又平反，但工资并没有补发。文化大革命初期再度隔离审查两个月，后下放车间劳动，文革后曾考虑让他进政协，最后因查出胃癌晚期而作罢。
父亲于1981年4月去世，终年62岁。他在半年多前查出癌症，但手术开腹后发现已经大面积扩散。因为幽门堵塞，此时的他已不能正常进食，医生只好为他再造了一个肠胃通道，此举使他的生命又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
至今我还记得他仍活着的那个寒假，那时他做完手术、并在上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和恢复。我上海舅妈的姐姐是位中医，得到她的公公、一位松江名医的家传，给了他一些麝香药膏和麝香，可以在疼痛时止痛，所以他临终前还不算太痛苦。我回家见到他时，他可以正常进食，与常人没有多大差别，好像人还胖了不少。在郑州，我们全家一起去拍最后一张“全家福”。
寒假结束，我离家返校，那天他正在与看望他的客人谈话，急忙走出来在楼梯口与我再见。呜呼！往事历历，恍如昨日，但不见父亲已经快30年了。
父亲去世时，我还在武汉上大四。接到消息后，急忙坐火车赶回家中。追悼会上，我代表家属发了言，追忆了父亲坎坷的一生，并呼吁人们要更多地理解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报国热忱。我为我们子女拟了以下的挽联“高天明月梦魂常绕桑榆路”，“情深思远音容犹伴儿女身”。
从父亲查出癌症，直到他去世以后，我很长时间悲伤不能自拔，睡觉时想到他便会暗自垂泪，替他的遭遇而悲哀。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不能走远路，不能运动，稍一运动就要“拉稀”，而且还忍不住。我到北医三院，大夫一次就给开了10次量的化验单，说只要“拉”就去化验，结果什么“菌”也没查出来。后来又做了结肠镜检查，最后结论是功能性的毛病，应该是长期悲情所致。
我在1954年6岁那年的冬天随父母来到郑州，当时大人骗我是到南京玩。因为父母此前曾带我到杭州玩过一次，那时他们刚从香港归来，带着我租船在西湖里泛舟了好几天，并留下了不少的照片。
现在看来，杭州之行显然有笼络我的意思，因为毕竟我从小跟着外祖父母，一直不在他们身边，对他们不会那么亲。长大后，我曾经努力回忆，但仍回忆不出小时候父母的影子。
记得从郑州火车站到西郊国棉一厂，当时坐的是人赶的驴车。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驴，而上海话里，“驴”和“卵”的发音十分相近。“卵”是上海人经常说的带有否定语气的一个词儿，其本意应该是指男人的“那话儿”，但在这里表示“不是”或“没有”的意思，与河南人说“屌”的含意和神情一样。所以，当大人告诉我这是“驴”时，我觉得好笑之极，以至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么个细节。
我的父亲脾气不好，可能与他陈家大少爷的身份有关。他在家里从不干家务。但我们家有一位从上海带来的老保姆。这位保姆姓张，是安徽和县人，离“环滁皆山也”的滁州很近，我们叫她“张妈”。
张妈个子很矮，脸上有麻子，丈夫很早就死了，她自己儿子女儿都有，只是他们都很穷，有时还要问她要钱。张妈不识字，我以前曾多次帮她写过家信。她人很聪明，虽然说一口安徽话，但知道很多谚语和口诀之类的东西，使不禁联想到鲁迅家的长妈妈。
张妈曾在我们家负责买菜做饭，但公社化后她也出去在社会上工作了好多年，卖个酱油、醋、酱菜什么的，直到退休后再次回来。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的生活明显下了一个大的台阶。到后来，张妈也回了老家，86岁那年在安徽去世。当时我在北京，由于工作时间不长，夫妻两地分居，经济能力较差。为此，我一直心有愧疚，因为老人为我们家服务了很长时间，可我们却没有能力来为她养老。
父亲尤其不好的毛病是爱在吃饭时发脾气，搞得一桌人都不愉快。我最小的弟弟本来一直在苏州跟爷爷、奶奶和小叔一起生活，后来也来到郑州，他总是吃完饭就脚底抹油——开溜。我在工作后，也讨厌住在家里，一般都是吃完饭后回单位做些事情，并在单位的宿舍里睡觉。只有我的大弟，一直都顽强地呆在家里，而且他脾气很倔，有几次和父亲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我父亲原来就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但他看医书上说，十二指肠溃疡一般不会恶变，所以放松了警惕。我想，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的原因，再加上他坎坷的遭遇和不良的心情，最终导致了他的癌症。
特别是在他被打为“右派”的那3年里，恰逢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他的工资从168元减为80多元，还被从省纺织工业管理局贬到新乡去筹建那里的化纤厂。
那时，我正处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对政治上的事情还十分懵懂，隐约感觉到有个住同院的同班女同学在人后戚戚，还看到父亲那段时间老在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现在想来，他当时的内心应该是很苦的。
63年我进入郑州一中（高中），一年级时学校要为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要求每人填写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父亲此时方将他的这段经历告诉了我，并说大鸣大放中其实他并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对肃反中重点审查他曾经有点牢骚。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59年被打为右派，62年就得到了平反，但工资却没有补发。记得有那么一次，他破天荒地带我和老三到人民公园东门对过的一家餐馆吃饭，席间点了好几个汤菜，其中有一个硕大的“狮子头”。后来想起，应该是和他的右派问题平反有关。
与几乎戴了一辈子右派帽子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父亲算是幸运的。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时，坐在办公室靠门的地方，我的身后坐着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