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及人生杂忆（3）

我1956年入的小学。但好像之前还考过一次，因为年龄小没有要我。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叫建设路第一小学，并在那里一直升到小学3年级。

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件事情记忆深刻：① 一年级时，我曾在课堂上偷看一本动物画册，被一名姓季的老师没收，此后一直没有还我。那是我的心爱之物，直到今天我仍不能释怀。② 出操时有一首歌感觉特别好听，这首歌叫“快乐的节日”，现在可以从网上下载到，有时我还会放一放它，以此追忆我逝去的韶华。③ 3年级班主任的名字叫郎春兰、班级足球队的名字叫“前进”，记得队服是浅黄色的短袖衫，上面印有一匹奋蹄扬鬃的骏马。④ 有一年回上海外婆家过暑假，家里给我买的是学生来回票，但在火车上被一位40岁左右的女列车员借故骗走，使得返回时上海的家人又为我买了一张全票。后来到底也没查出那个坏良心的列车员，为此父亲用尺子打了我的手心，让我记住这次的教训。

3年级暑假，建一小被分家，成为郑州国棉一厂和国棉三厂两所子弟小学，我的同学多为三厂子弟，因此不得不分别，这使我倍感失落。这时，我的父亲已在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工作，家也搬到了那里，所以就转学到了建设路第二小学。

在建二小时，我赶上一个机会。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在“大跃进”，我们学校也因此成立了两个“跃进班”：一个叫“59班”，另一个叫“60班”，我被选到60班。之所以叫60班，是因为打算从当年开始用1年时间学完4、5两个年级的功课，然后再上个6年级，提前于1960年毕业。

我们60班的班主任名叫王景贤。王老师以严厉手段“治班”，把我们治得很是“伏贴”。这里有两件事可资说明。一次打了上课铃，我们一群人赶忙跑进教室，在进教室的时候全都做了个篮球动作——跳起、并摸了一下教室的上门框，结果王老师把我们一个个提溜起来，并立马要走每人的操行评语本在上面记了个“丙”。还有一次，晚自习上一帮同学用粉笔头和苕帚打闹，结果被一位姓周的女生干部“举报”，为此，王老师叫我们都回去请家长。记得当时我和一位姓褚的同学徘徊良久，不敢回去跟家长说。

王老师在办过60班后就提升了，到外校当了教导主任。等到我女儿入小学时，他正在另一所小学当校长。为了女儿能进较好的小学，我早早将女儿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了她的外婆家，以便就近入我们想要去的那所学校。我还利用转户口的机会，将女儿的出生日期改早了1年。此外还找王老师写了条子，给女儿要去的那所小学的校长，目的是想节省600元的费用，因为尽管年龄改大一岁，但她的生日还是比学校的规定晚了半年。

等到女儿上大学的时候，问题又转了回来，她的出生日期需要再次改回来。但这时的操作已经变得很难，因为这时的户籍已采用计算机进行管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操作的。记得当时有人说给600元就能办成这事，但我心有不甘。最后，还是我爱人（高三语文老师）的一位学生家长帮我们解决了。当然这是后话。

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应该比较优秀，而且记忆力好、口齿清楚，所以经常会被老师叫起来念课文或者背课文。考试前，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都一概背熟。在建二小时，我还出过几次风头：① 有一次曾代表学校在电影院的大台子上念决心书；② 有一年过年，我上台表演过相声并担纲其中的主角（大概是“乙”角）；③ 当别人都超龄退队时，我还当过一回少先队的大队长。

实际上，我普通话的发音并不是很标准，多少带些南方口音。早期最突出的毛病是不会发卷舌音，一直把zh、ch、sh念成z、c、s，这个毛病直到高二以后才被彻底克服，因为64年我到北京大姑、大叔家过暑假，特别留意了这个毛病。但是直到现在，我前、后鼻音仍然分不太清，键盘上也常常敲错字；即便是刻意去念，后鼻音也发得比较生硬。这一点常被我女儿嘲笑，她会说：“你说！老—鹰—！”。因为很多南方人会将“鹰”念成“因”，或者后鼻音发得还不是太到位，所以我总能从电视里听出谁谁谁应该是个南方人，包括赵薇、蒋雯丽这样的名人。

我于1960年考入郑州十六中这所离家最近的初中，并长时间担任班长。

但中考后的那个暑假，我出了一次比较严重的事故。当时是一帮孩子挤在一辆架子车上，由一个孩子拉着它在院子里飞奔。我那时大概有点逞能，牵着拉车的绳子站在车上，结果拐弯时被甩出，并滚到车轮底下，一车的孩子从我的头上压过，血立马就流了出来。我连忙问，我的眼睛怎么样？还好，我的眼睛没事。后来我被送到医院，在左眼的眉毛处缝了好几针，并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由于眉毛正好将伤疤遮住，所以一般还看不出来，否则可就惨了。

后来，新学校通知我去参加开学前的干部培训，此时我的左眼眶还肿得利害，只能捂着眼睛去参加，这使我非常的难堪。

由于发育晚，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个头一直较低。记得初中出操时，我一直站在排头或靠近排头的位置。大概是初二后才开始长个儿，到了高中，按高低顺序排座位和学号，在40多人的班上我是29号，显然这时我已经不是太低了。

刚上初一时，我很不开窍，记得有一次，一个农村过来的孩子，给我们讲一个带“色儿”的故事，说是一群人在山上打牌打到天亮，肚子饿了，于是每人“尿”了一泡，冒充猪油，下山跟一位老奶奶换东西吃。众人皆抿嘴，唯我不笑。我问怎么回事，那位同学对我说，“那是‘熊’啊！”，我仍不笑，因为我不知道‘熊’是什么。

初中时，我的学习依然很好。但我们班有一位姓顾的女同学，考试的总成绩回回都排在我的前面，总是她第一，我第二。这位女同学人也长得苗条婀娜，还会在纸上画仙女和仕女，是女同学中的中心人物，使我会经常生出种种虚幻的想法。后来她也考上了郑州一中，只是我们不在一个班。

印象里，初中阶段我背了好多古诗，还跟几个同学学会了怎样读简谱、开歌。每个周末，我都会在班里的黑板上办黑板报。

整个初中阶段，我们都是到学校上的晚自习，晚自习后再各回各家。回家途中一般会结伴路过学校前面的工人文化宫，因为时间还不是太晚，有时我们就会挤到舞场门口去看别人跳舞，或是挤进书场去听说书，记得的说书片断有“七侠五义”和“杨香五三盗九龙杯”。

“七侠五义”这本书我后来早就看过了，但“杨香五三盗九龙杯”一直难觅，大概在40年后才看到它，当即买下，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心思再去读它。

买这些书，也许只是想保留一份曾经有过的美好记忆。同样的情况，我还买过“金蔷薇”（一本讲写作体验的书，非常值得一读）、买过“西湖佳话”、买过安徒生、法布尔和儒勒.凡尔纳的书以及关于他们的书，只是因为始终忙于学习和工作，没能静下心来好好阅读它们。

大概受武侠小说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很着迷书上的“侠客”，希望自己也能有点飞檐走壁的功夫，为此，曾在家里照着图谱偷偷练习剑术，平常走路也会沿着马路牙子尽量疾步快走。也许是这种锻炼起了作用，初中毕业时，我用跨越式第一跳就跳过了1米2，结果体育得了个满分。

到了高中，我的百米和跳高都曾经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为班级拿分，其中百米的最好成绩是12秒3（预赛，决赛时是12秒9，获第6名），跳高是1米48（俯卧式，获第5名），要知道我的个子也才1米69（脱鞋量的），按我老婆的说法我是“二级残废”，能有这样的成绩应该很可以骄傲一番了。

在我印象里，从62年到64、65年，整个社会还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但62年以前和65年以后，运动一直很多。特别是62年以前的许多运动都让我给赶上了，比如大办食堂（各家的炊具上缴，全民吃食堂）、大打麻雀（麻雀被撵得不能歇脚，直到从天上掉下来）、大放卫星（有幅漫画画着人躺成熟的庄稼上面，报纸上小麦亩产被吹到7000多斤）、大炼钢铁（检碗茬子砸碎做耐火砖，在学校的操场上练铁），这些运动把全国人民“运动”得不轻，加上自然灾害，以及咬着牙尝还前苏联的债务，使得整个国家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人民的生活下降得非常厉害。

老实说，困难时期我就吃过豆腐渣、吃过野菜、吃过海藻。家里吃饭也每人几两几两算得很清，谁也不许多吃。肚子整天饿得厉害，常有偷东西犯错误的冲动。我自己曾替家里操作过这样的事：到市场上买一堆马齿苋（野菜）回来，煮煮后放到楼门顶上挡雨的台子上晒干，然后塞到床下，以备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那几年，农村是59年难过，城里是60年难过。我在信阳农村教书时，不断听到一些故事。最极端的事情是：有一家的女儿饿死在路上，另一家去偷偷割了她的肉来吃，结果两家从此结怨。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在别人诉苦时也不明就里地上去诉苦，结果他诉的都是59年的苦。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整党，搞“吐故纳新”，在大队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既有“纳新”代表发言，也有“吐故”代表发言。这位“吐故”代表叫姚炳彩，曾是大队干部。饿死人的那会儿，大队干部中就他家死了人，而且还是两个。那时，他看见谁家烟囱冒烟就会跑去砸人家的锅（当时吃食堂，不许自己开伙）。结果，孩子哭闹时，大人就会说：“再哭，姚炳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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