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及人生杂忆（4）
1963年我考入河南省的重点高中——郑州一中。我们那一届叫66届，总共招了6个班，每班约40来人。我被分在661班；此外还有个666班，名字不那么好听。
因为是全省招生，所以有一部分同学来自郑州以外。别的班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们班就有10名同学来自郑州以外，这些人中多数为农村同学，但也有一男一女两位来自郑州以外的城镇。比如一位姓张的男同学来自河南西部的集镇，那个地方叫观音堂，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小站。
该同学说他曾为车站赶过转运的牲畜。在文革后期的复课闹革命中，他曾告诉过我“狗日锁，羊日火”，“驴日心，马日胯，好小伙日里才一拃”这样的知识，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估计这是他在“赶牲灵”时听来的。
记得当年中招考试的作文题是“听一位革命老人讲革命故事”。拿到题目后我一片茫然，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只好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来编故事。而我邻座的女同学，拿到题目就开写，应该是以前练过类似的题目，不然怎么连一点谋篇布局的工夫都不需要。
整个考场异常安静，监考教师胸前别着监考的条子，板着脸在教室里轻轻走动，气氛严肃而紧张，只听得钢笔写字的声音敲得桌子咚咚作响，完全不是那种“刷刷刷”的响法。
我的这位邻座后来也考上了郑州一中，被分在666班。而且，我所在的高中班上居然有七、八位同学都来自她的那所学校，而我们初中那个班一共去了6个，最后才考上了3个。有趣的是，在郑州一中，我和小学60班的7位同学又碰到了一起，其中一位姓褚的同学还跟我分在同一个班。
到高中后，我的学习已变得不那么优秀。因为大家都是经过选拔的佼佼者，都有很强的学习实力。从每次考试的成绩来看，不同的同学只有相对的优秀，没有绝对的优秀。很可能是这门功课你考得比较好，或者这次考试你考得比较好，但另一门或者下一次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此外，高中课程的内容及学习的特点，与初中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
记得高一第一次考物理，内容大概是力学和运动学，结果把我们班的一多半都考成了不及格，我也位忝其列。
只是我在文学方面的素养仍被大家公认是比较优秀的。一次低年级的语文课上，老师念了杜甫的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接着问下一句。班上无人作答，唯有我和我的同桌几乎同时回答；但他答的是“不尽长江滚滚流”，我答的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当然我是对的，这使我有点得意。
我的这位同桌其实“才气”很大，字写得极漂亮，还能表演朗诵、双簧等节目，曾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68年参军到空军，后来一直做到大校和空军一航校的政委，因为部队干部有个52岁的“坎儿”，到了该年龄若上不去就要退下来，他后来好像是退下来了，现在常住北京，具体还干些什么不太清楚。因为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前两年还给我们每个同学寄了用他的书法作品制作的成套的明信片。由于他的才气，据说有一阵差点被选到“林（立果）办（公室）”，如果真是那样，恐怕就后事难料了。什么是命运？这就是命运！
正是由于我在“文”的方面比较突出，所以当我回到母校教书（化学）、并准备参加高考时，熟悉我的老师都觉得我的优势在文，应该考文，而不是理工。但我自己则一直把“文”看作是人的一种素质和喜好，不愿将它作为正式的职业，总觉得文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起码是物质财富），而且还容易惹出麻烦。
说老实话，到高中后，我觉得自己不是很适应，其原因有四。
一是第一次要求全体住校、过集体生活，包括按时出操、上早自习、晚自习和睡觉熄灯。而且象部队一样集体打饭，几个人围着一个菜盆，蹲在地上吃饭。记得有一次晚上睡觉，我困得实在厉害，还在向上铺爬的当口，我就已经有点迷糊了，居然还说起了胡话。
二是学习上竞争得非常厉害。大家都很用功，我初中阶段从来不曾用功到这种程度。
三是突然开始特别地讲政治、讲出身、讲阶级斗争。我那时既不是团员，家里也不是贫下中农。进高中后只短暂当过一段政治课代表，后来也给撸掉了。所以不满多多。
四是每逢夏收，学校会组织学生带上铺盖步行到远郊一个叫“西岗”的农村，参加一天三晌强体力的割麦劳动，并在农民家里搭伙吃饭，睡觉则集体打地铺睡在麦草上。记得那时天不亮就起来，等割了老半天后直起身来再看，那未割的麦子还是看不到边儿。此外，我还总是过敏，一到农村就会起一身的大疙瘩，连绵不断，此起彼不伏。当时估计是跳蚤所致，但何以别人就没有这种情况呢？以致后来下放到信阳农村，我会在铺床的稻草里撒上大量的六六六粉。
我从小体质较弱，6岁前经常生病，主要毛病是扁桃腺发炎，然后就会被家人带到一个拥有小洋房的私人诊所里看病，每次都要连打3天的青霉素才会好。那时，青霉素还不叫青霉素，叫盘尼西林，基本上全是进口货，所以我的外祖父没少为我的看病花钱。
那时，打青霉素不掺起麻醉作用的普鲁卡因，所以打起来特别疼。但是我打得实在太多了，所以基本上能忍住。只是有一次，针没打好，造成臀部深处化脓，有一段时间要天天去清理伤口，把里边的脓给挤出来，把我疼得够呛。但家里人总是骗我说：这是因为你打完针后没有好好揉的缘故。
6岁后，我扁桃腺发炎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是犯过几次特别厉害的。由于扁桃腺肥大会直接影响到呼吸，甚至影响到面容，所以到了初二的暑假，就下了决心要割扁桃腺。给我动手术的医院是河南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使用的是全身麻醉。
手术于上午9点开始，术前医生对我说，麻醉药（可能是乙醚）的味道很不好闻，这时你可以大口呼气。实际上大口呼气就等于大口吸气，这点道理我懂。但我还是照医生的话去做了。
麻醉过程中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竭力控制住自己，尽可能地保持清醒，因为还是有点担心睡去后醒不过来，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快就入了“窍”。
我觉得自己化作了一个小小的光点，在无边的黑暗中漂浮，并迅速进入一个通道，最后向某个深渊急速坠落，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下午两点，我才再次醒来。我后来在想，人死时的感觉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由于在很长时间内我个头较低、身体素质也不如别人，所以干体力活儿，我都是坚持再坚持，不敢有太冒尖的想法。文革中的“武斗”，我虽然也参与过一两次大规模的行动，但因为知道自己的斤两，所以没有太勇敢，也没有太冲锋陷阵，但“观点”和信念还是很“铁”的。
整个高中期间，我们班只发展了两个团员。班上的团组织好像有被人把持的感觉，同学们也好像从核心到外围被分成一圈圈的结构。有则故事说的是其中一位新团员。这位女同学有那么一段曾非常积极地靠拢组织，经常写思想汇报、经常找团支书谈心，以至该书记心旗摇动。但是待该同学入团后，这件事也就戛然而止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窥见当时学校里的政治空气。文革后期，有位高三的造反派同学进档案室偷看了自己的档案。一看才知道，自己的档案已经被学校签了“不宜录取”的意见，而自己还一点不知道。明明考也是白考，还在那儿傻乎乎地“迎战备战”呢。
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也曾在我们学校横行一时。当时有句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其现代版本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们班少数出身较好的农村同学颐指气使，在一些出身不好或家里有问题的同学的座位上方——日光灯旁贴了好多幅侮辱性的对联，有的人甚至还在会上公开揭露别人家里的隐私。以致有个父亲是“一贯道”（解放前的反动会道门）的同学，自己写了大字报挂在教室的黑板下面，说自己是狗爹狗娘所生，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狗崽子。拼命糟贱自己，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起码尊严！
我在高中经历的这些情况，相信今天的年轻人已经难以想象。正是因为这种无形的压迫，使得我们班、乃至整个学校在文革中形成了截然对立的派别，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上面提到的这位同学，外语很好，会唱不少外语歌曲，是我们班的外语课代表。他当时跟着当大学英语教师的哥哥嫂嫂在郑州生活，他的舅舅是写京剧“红灯记”的阿甲。下乡以后，由于比较能适应环境，放得下身份，所以混得不错。临离开农村时，还谈了一个低他两届的女娇娃，大家都说他是“双喜临门”。
他大概早我一年从农村招工到平顶山的电厂，后来又去子弟学校教书，教的是英语。其实我们那一茬人中学学的都是俄语，英语应该是他自学的。我自己也是在大学才开始改学英语，记得刚开始那会儿，我总容易将具有相同字形的英文字母（如m）按俄文的发音来念。
我一直很佩服我的有些同学，他们的俄语到现在依然“管用”，有的还能和外国人对上那么两句，甚至还能去帮别人替考职称外语。而我现在能记得的已经没有几句了，只有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里小金鱼的哀求我一直记得十分清楚，但现在也拼写不出来了。可见人的记忆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位同学考上武汉大学的英语专业（78级）。我早他半年入的武汉地质学院（77级），很长时间我在汉口的航空路学习，最后一年才搬到武昌的喻家山。我们在武汉一共碰过两次头，一次是在武昌珞珈山的武大校园，一次是在汉口的武汉展览馆，他在那里给参展的外商当翻译。作为30多岁的大学生，我们都相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学得相当刻苦，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身体方面都有点超负荷的感觉，希望这种生活能早点结束。
我是在农村时把胃搞坏了，得了“胃下垂”的毛病，上大学后因米饭较硬、伙食较差而变得十分严重。他则有一段时间突然听不见了。你想想，一个学外语的听不见声音会是什么情况。他还告诉我，一位在北师大念书的郭姓同学（来自郑州九中，是78年河南高考的理科状元，他弟弟是我们的同学），在一次体育课上练跳马，结果墩着了屁股，后来在床上躺了半年。老婆还专门跑到学校来照顾他。因此，我们都很有感慨。
这位同学后来辗转到美国发展，并一直在那里做对中国的贸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