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及人生杂忆（5）
文革开始的那会儿我正在读高三。准确地说，我们那时已进行过毕业考试，正处在紧张的高考复习之中，按常规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但谁也不曾料到，这年的高考就此打住，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邓小平决定再次恢复高考。这使我在29岁那年重新走进高考考场，并在30岁那年成为一个大学新生。中间隔了整整11个年头。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人的一生又能有多少个11年啊！
所谓文革，其全称应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学界界定它从66年5月中央下发5.16通知开始，到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时结束，历时十年有余。这十年对我来讲，包括了我在郑州一中“闹革命”的两年半，下乡当知青的4年和回城工作的4年。
抛开上层的政治和权力斗争不谈，这里，我仅以学生亲历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这场革命曾经以“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式拉开序幕，使得一批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既亢奋，又感到有些惶惑。所以，当中央决定取消当年的高考时，我们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好，反而心中有一丝莫名的激动。
文革初期学校里发生的几件大事，我至今仍然记得：
① 我校学生上街破四旧，与别的学校的学生汇合，到碧沙岗公园去砸门前的那对石狮。那个地方曾是冯玉祥埋葬他北伐将士的墓地，后来被辟为公园 ，在公园大门的上方镌刻着“碧血黄沙”的字样。
③ 一位姓吕的体育教师开枪自杀。作为学生的我们到底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或者他害怕出什么问题。这位老师曾在我们这儿的高炮学院当过教官，到郑州一中后一直负责全校的课间操。自杀时他用的是一支步枪（应该是给民兵用的），躺在床上用脚趾扣的扳机。当时，一位姓高的体育老教师正在走廊上，他以为是谁家的暖瓶炸了。
④ 学校里传达北京学生的运动情况，包括一位名叫谭力夫的北京大学生关于“血统论”的讲话。他的言论曾被我们学校早期的红卫兵奉为圭臬，在校园内大肆推行。这一理论，后来被我们称之为“谭氏路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该理论最经典的表述。
事实上，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导致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很大的灾难，国民经济严重衰退，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工程被迫下马，企事业单位大量精简人员，全国人民普遍饿肚子，许多人非正常死亡。后来有一个统计数字，说那几年大概全国有两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更要命的是，因为57年的反右全国打了55万右派，59年的反右倾又打了20多万党内、党外的右倾和右派，导致人们再也不敢提意见、再也不敢讲真话了，大家都在说假话、唱高调，有些干部还想比别人表现得更左和更革命，这就使得错误的后果越加严重。对此，主席无疑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
文革中，我们学校和省公安厅的造反派曾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很出名的“信阳事件”，透露出59年前后光信阳地区大概就有200万的非正常死亡。但主席对信阳事件定的调子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补课”。意思是下面的干部中有阶级异己分子，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实际情况是那段时间农村流行浮夸风、共产风。各地先是不顾事实地大放粮食卫星，报载小麦亩产最高能达到7千多斤，反正你吹得高我比你吹得更高，谁不吹谁就跟不上形势。然后是高估产、高征购，结果粮食被征过了头，老百姓口粮严重不足，又赶上吃食堂、自然灾害和时值冬季，于是在59年的冬天终于发生了大面积饿死人的事。
我在信阳农村时，听当地农民讲，在冬天的水利工地上，有人因为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儿，结果又被上面以“扣饭”的方式惩罚，这就更是雪上加霜。人缺乏营养后，除了干活没有劲儿，还容易得各种疾病，因此，很多人死在水利工地及回家的路上。
其实，被征收的粮食并没有远离当地的农民，它就被存放在当地的粮库里，由民兵日夜巡逻看守。但那时的人们实在老实，尽管饿得厉害，但谁也不敢有大的“造反动作”。而且，群众饿饭的情况也被严格封锁，一直反映不到中央去。
文革后期，调查信阳事件这件事成为我们学校极左思潮的表现之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个很犯忌讳的话题。因为死的人太多了，以致你很难让后来的人们相信，在我们国家居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几年，即便是城里的人们也普遍吃不饱，由于实行“低标准”和“瓜菜代”，得肝炎和浮肿病的人很多。检查浮肿不浮肿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用手指在小腿上用力按一下，如果按下的那个坑半天起不来，那就是浮肿。其实，得这些病的根子就是经常吃不饱饭，最后导致营养不良。
62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在对以往错误进行估计和反思时，主席强调的是经验不足和违背经济规律，但刘少奇强调更多的是“人祸”。可见两人此时已有分歧。今天来看，刘说的“人祸”，应该主要是指领导层的工作路线和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其中应该有很大的自责成分，并非是专冲主席去的。
而且，当时是刘在具体主持中央工作，估计中央有那么一帮人此后也不象以前那么听主席的了。比如，主席在文革中就说过：邓小平耳朵聋，每次开会坐得远远的，进城后从来不给我汇报工作。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不满和恼火，恐怕也觉得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正在流失，导致几年后毛开始“炮打司令部”。
说老实话，文革中第一次看到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首先的感觉是“冲”——火药味太浓，其次是觉得“不解”——党内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还是沿着他指引的“革命路线”勇敢地冲进了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中，我还看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当时最直接的感觉是，怎么一点也不觉得恶毒呀，反而觉得彭对主席相当的谦恭。
文革后，我曾有过一本“彭德怀自述”，其实，那本书就是用他的交待材料编成的。我在其中看到：幼年的他曾跟着70多岁的祖母沿街讨饭，以及他责骂有些人“崽卖爷田心不疼”，这些都曾引起过我心灵的振颤，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老百姓遭难之时，会有后来那样的举动。
直到现在，只要想起彭老总为民请命的事，想起他耿介的性格和极为廉洁的操守（党内公认彭的小节是最好的，但批他时却说他是伪君子），想起他悲惨的结局（没有子女，老婆离婚，文革批斗时被打断肋骨，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骨灰送往四川，盒上用的名字是“王川”），我就会禁不住有哽咽和难受的感觉。
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80年的中秋，我曾写过一篇哭彭总的诗：“为民不为官，直言陈弊偏，忠良人不识，感此泪潸然。”其中的“忠良人不识”一句，也许会有人以为是指主席，其实不是的，那是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种良心上的责备。
关于庐山会议，后来有很多回忆文字。“彭德怀自述”中说到：彭和主席冲突之后，有位领导人（大概是指总理或者聂荣臻）来做彭的工作，意思是你和主席“顶”上了，你要不退让那就得主席退让了．．．．．．。所以，彭后来写了检讨，也因此被定性为反党集团。
直到文化革命肇始，主席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其矛头所指也还是彭德怀和“罢官”，即主席说的“要害问题是‘罢官’，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我一直觉得，党内有两个人是最最冤枉的，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彭德怀。他们都是出生入死，对革命、对人民有大功的人，结果遭到那样的对待，直到死也没能纠正过来。
连我这样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晚辈尚且良心不安，我相信党内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同情他们，但一旦主席定了调子，谁也不敢再说什么或不愿再说什么了。
记得康德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值得我们敬畏：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再就是人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写到这里，我已经流泪而不能自己。因为在文化革命中，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人，在某件事或某一段时间，曾或多或少地迷失了自我，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意志、理性判断和道德操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别人的工具。
60年以后，由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国家的整个情况开始好转。其实，在此之前，周和陈曾发现经济建设过热，搞过一段“反冒进”，后来被主席严厉批评和制止，主席说他们向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接着又针锋相对地搞了个“反‘反冒进’”，这样一来，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64年召开人大时，中央仍然是两位主席，一位是党的主席毛泽东，一位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报纸头版并排登着他们的照片。记得宣布人大选举结果的那天晚上，郑州市还举行了游行和欢呼。而实际上，两人的矛盾此时已经加深了。
66年的9月初，为响应主席畅游长江，郑州市组织了一次畅游黄河的活动，整个泳程十五华里。事前有关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勘测，最后将活动选在一段靠近河岸而且水深较深的河道中进行，泳道边沿和目的地以抛锚停泊的木船作标记。经过上面的批准和水库里测试合格，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此次活动使我与黄河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其实，所谓畅游，人基本上不使大劲儿，完全是水冲着人在前进，游的人只需让头部始终保持在水面以上就可以了。一路的景物急速退去，那感觉就像坐在奔跑的汽车上一样。
下水后，起初水浅，需要随湍急的水流走很长一段路，直到水足够深时才能游动。游时，我们班的几位同学相距不远，以便相互照应。为保证安全，我们还带了一个救生圈，用绳子系在某个同学的腰上并漂在他的身后。
我游时主要采用蛙式，接近目的地时，尽管水浅得膝盖已擦着河底的泥沙，但还是站不起来，如果硬要站，你可能立马就会被水冲翻，所以，在最后阶段，人几乎要半爬着接近岸边。还有，就是在离目标很远时，你就需要一点点地尽量向岸边靠，靠晚了，你就会被水冲向更远的下游，或者冲向作为目标的那艘大船。黄河的水居然这样的湍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黄河有着别样的情感，你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仿佛置身壶口瀑布看那翻腾咆哮的黄水，仿佛听到李白壮美的吟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你会被钢琴协奏曲“黄河”中隆隆滚动的音符所震撼，你会联想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你会记起我们的先民沿黄河上游和中游所展开的悠远阔大的历史。啊！黄河，养育我们民族的伟大母亲，你不屈不挠、冲破一切、勇往直前的气势，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我看来，红卫兵和青年学生的大串联大概可以算作文革的又一个阶段。那时，经校文革批准后开个证明，学生就可以到各地去串联。只是开始时，出身不好的同学不允许外出。
串联的学生们坐火车、坐轮船，以及住宿都不要钱，每日只交少许的饭钱，由各地的接待站负责接待。当然，条件肯定不会太好。其中也有一些胆大的学生，借机游山玩水，在外面没钱时只管借，后来也没有归还。
那时我比较规矩，也比较单纯，根本没想到要游山玩水，所以一直跟着其他同学在京广线上跑，曾到过武汉（住华中理工）、长沙（住湖南大学）、广州（住广州美院）、北京（住北京工业学院）等地，并参加了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记得在广州美院时，早上说的是供应4两主食，包括馒头、米糕、河粉、稀饭等，实际上量很小。同住的一位北京学生早饭后接着就回去睡觉，因为他根本没有吃饱，必须等中午饭后才敢出门。我也深有同感。
中午饭只限菜不限饭。菜就一小碟，但米饭可以放开吃。那时，我的饭量极大，中午能吃两大碗冒尖的米饭，而且用的是早期那种搪瓷大碗。盛饭时，我听到两个上海学生用上海话在边上嘀咕“吃那么多！”，我心想“这才是第一碗，我还有第二碗呢！”
那次从广州回来，为了等车站安排学生专列，光排队就排了一天多。所坐的闷罐车在咸宁附近的荒天野地里停车，一停就是多半天，而且，车上连个撒尿的地方也没有。
再来说说主席接见红卫兵。文革中，主席总共接见过8次红卫兵，我们那次是第8次。后来看到一种说法，说主席本来已经不想再接见红卫兵了，但学生们呆在北京就是不走，而北京的天气此时已经变冷。以我们为例，为了等主席接见，我们在北京就呆了有一个月的时间。
北京那时已经入冬。我们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吃完饭，领两个馒头和一截斜切的红肠作午餐，然后就去各处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晚上就睡在的学校礼堂里。睡觉时既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地上只是垫了些麦草而已。11月15日后北京开始供暖，所以前半夜会送一阵暖气，但后半夜就冷得不行。
一位姓任的同学从他的亲戚家为我借来一个棉猴，我上半截盖着那个棉猴，下半截盖着自己的棉袄，并将双脚伸到棉袄的袖筒里将就。因此，那年的冬天，我好像得了关节炎，下雪时膝盖处会隐隐作痛。我心想坏了，但没想到，第二年好像又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决定再最后安排一次接见。因为等着见主席的学生太多，那次我们被安排在北京西边的一个机场，由一批军人带队，坐卡车来到目的地，然后一个挨一个地席地而坐，等待主席的到来。开始时秩序还好，但真到主席车队来时，秩序已经大乱，学生们纷纷拥上前去，使得主席的车队反而加快了行进速度。我因为离得太远，此时已经无奈，只能不断地往上蹦，好像是看到他站在一辆敞篷吉普上，脸色很红，其他就什么也没顾得看。
最近，我与其他同学交流，有同学说，他也是参加的第8次接见，但是他是在长安街上被主席接见的，而且秩序很好。这很有可能，因为这次接见与前次接见间时间相隔了一个月，学生越积越多，所以他们被安排到了两个地方，主席很可能是去了一处后又到了另一处，这也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主席的脸为什么那么红。
现在来看，整个大串联的目的其实就是“煽风点火”，先让青年学生“造反”，把以前认为正常的秩序打乱，然后“乱中夺权”，按主席的说法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应该说，我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其直接动因是为了反对反动的血统论和谭氏路线。我和一帮拥有相同观点的同学后来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红旗战斗队”。当时我们中一位姓薛的同学，还写了一篇批判反动血统论的长文，登在郑州中等学校红卫兵报上。
再后来，学校中3个类似的小组织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组织仍叫“红旗”。“红旗”后来与“东方红”、“红联”（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一起，成为郑州一中的三大派学生组织，分别隶属3个更大的社会性组织——“二七公社”、“河造总”（河南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郑州市中学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学校的3派组织中，红联是我们的对立面，东方红是我们的同路人或同盟者。
其中，红联主要由出身较好的学生构成，我们认为他们是保守派和既得利益的维护者。红旗的人员构成相对较杂，可能受压制和对现状不满的人会更多一些，其观点也比较激进。东方红的情况居中，其观点与红旗相似，但做派比红旗温和。所以，学校中除了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姓
学生大串联之后，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阶级”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以“工总司”为首的革命委员会。该行动遂后被主席肯定和赞扬，并在全国各地引起一连串的夺权行动。
记得那时我们在学校也夺了“校文革”的权。所谓夺权，其实只是夺了它的“公章”而已。当时校文革的公章在一位陈同学的手里，他是当时校文革的主任。一天傍晚，我们组织的两位同学上去“架住”了他，然后从他的裤兜里掏走了这枚公章。
后一天的晚上，我们在学校小礼堂开会，辨论如何处置这枚公章。辩轮中，我方同学有这样几段精彩的发言：
① 我不让你代表我，你非要用它来代表我，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将它砸掉。
② 这枚公章中有我们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把它取走。
③ 这枚公章也不至完全无用，可以点着它来烤火取暖。
另一件夺权的事情发生在河南日报社，包括一中红旗在内的二七公社曾一度占领了当时的河南日报社。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报纸出版的整个过程，从电讯接收，到铅字排版，到制版印刷。
但我们在里面待了没有几天，报社就被部队接管，二七公社也被当时的河南省军区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且还动用飞机撒了传单。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中有位鲁同学在大街上与人辩论，结果被抓，在监狱里关了近一个月。由于态度不好，在“里边”还上了铐。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非常压抑，我们的很多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比如，我们总是半夜出去刷标语、贴大字报。
记得那时我在家里用缝纫机轧制过一面很大的红旗，上面是用白布剪出来主席手书体“红旗”两个字，结果被我父亲看见，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我也就此索性住到了学校。那段时间应该是河南造反派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二七公社的彻底翻身好像是在67年的夏天，当时主席人在武汉，由武汉军区陈再道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围困了中央文革的王力等人，很可能还动手打了他，使得主席大为恼火，从而导致了这一派组织被中央彻底否定。而与湖北造反派同属一类的二七公社此时也得到肯定，而且主席还说了“二七公社好”这样的话。
与全国相比，河南的情况有一点特殊，那就是河南省原来的领导刘建勋和纪登奎是倾向造反派的。这两位是儿女亲家。刘在文革初期曾调北京任市委第二书记，主席还表扬过他，说省委书记中只有他写了支持学生运动的大字报。纪则因为敢说真话五十年代就被主席赏识，文革后期，纪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校和单位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区别它们的标志，表面上是对待本地或本单位某些当权派的态度：是保他们还是打他们。实际上，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因素和个人动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他们是希望改变既有格局和既得利益呢，还是希望维持既有格局和既得利益。从这点上说，造反派大概属于前者，而保守派大概属于后者。
这些组织开始还只是文斗：辩论、刷标语、印传单，用高音喇叭互相斗嘴。后期则逐渐发展为武斗，武斗的常规武器一般是砖头和长矛（用钢管和三棱刮刀焊成），但也不排斥其他的武器。如果武斗发生在街上，其大致的模式如下：隔很远的距离，双方先扔一阵砖头石块，然后一方向另一方发起冲击，这时总有一方扛不住开始向后撤退。好像很少发生双方近距离格斗的场面。
河南的武斗没有四川、贵州那样惨烈，直到最后也没有动枪动炮。中原地区兵工厂少，应该是原因之一。此外，两派相持时间不长造反派就“胜利”了，所以武斗没有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这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下面，让我先来说文斗的故事。
话说离我们学校不远，有个机电专科学校，该校的对立面组织在相邻的中原电影院的门楼上新装了4个高音喇叭，结果被我们组织的几位同学在一天的深夜悉数窃走。当时是一位王同学，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垂下屋顶而得手。这一秘密直到今天恐怕也无几人知晓。
说到喇叭，还有一些趣事可说。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们偷喇叭之后，与我同班的任同学写了一篇讽刺文章，深夜在学校里广播，他把对方一位姓王的女同学形容为一只乌鸦，还学着乌鸦“呱——呱——”地叫了两声，这叫声在寂静的冬夜里久久回荡。从此这位女同学在我们中得名“
另一件事发生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郑州粮食学院（这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学校，后来它与工业高专、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机电专科学校合并，成为今天的河南工业大学），因为毕竟是大学，活动空间相对较大，楼也更坚固一些，所以成为二七公社的一个“据点”。某天夜里，那里的对立面组织在收听“敌台”，结果忘了关喇叭，使得该收听被实况转播出来。
此事后来不知是如何处理的。其实，文革中收听过外台的人肯定不在少数。那时的人们消息闭塞，通过收听外台可以获得较多的信息。但进行实况转播的情况恐怕不会太多。
在二七公社最“困难”的时期，我也因为刷标语的事挨过一次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那么几天，我们总是睡到夜里两三点爬起来，乘晚上没人，到街上刷标语。那天晚上我们总共出动了3路，走3个方向，结果两路都挨了打。
我们那一路是出校门往西，当标语刷到伏牛路和伊河路交叉口的时候，冒出来一帮工人（那里是郑州电缆厂青年工人的集体宿舍，后来我从农村回来在郑州制针厂工作时，曾在那里居住），将我们团团围住，因为我手里拿着盛墨的碗和刷标语的刷子，于是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先是一棍子打掉我手中的碗，然后这边一脚踢过去，那边一拳打回来．．．．．．。事后，我的左眼有好几天看不清东西。再后来，单位体检总说我的左眼不是太好、玻璃体混浊。
下面再来说武斗。
在郑州曾发生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武斗，即一派组织集中力量攻打另一派组织的“据点”。在这种场合，伤亡是很难避免的。例如，在郑州国棉六厂发生的一场武斗中，二七公社的据点被对方攻破，一下子就死了6个人。
有一位郑大附中的同学就死于这场武斗。这位同学名叫张鲁民，武斗中先是被对方追击，后被长矛刺中并从楼上跌落。该同学文笔很好，我记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起势：“大别山、伏牛山，群山壮兮，淮河、黄河，大河奔流”。一个很有才华的中学生就这样命归尘土，这着实令人叹息！有段时间学校为他立了碑，并追认他为烈士，但文革后的人们又会怎样看他和他的死亡呢？
还好，我们学校在整个文革中都没有死人，只是一位姓李的同学在武斗中丢了两个指头。
我说的这次武斗发生在郑州街头，我们组织与郑州十九中的对立面组织在那里遭遇，当我们这边发起冲锋后，对方溃败，这位同学拿着长矛追赶对方一位姓程的头头（他哥哥在我们学校念书），结果程在后退的过程中跌倒，而李同学却犹豫了，说时迟那时快，程把手中的菜刀甩了过来，李同学连忙举起长矛挡了一下，结果“铛”的一声，他左手的两个指头（无名指和小指）当时就掉了半截下来。
有一段时间，红旗和红联分别占据着伊河路两边的两栋学校大楼。红旗占的是路北轻（工业）机电学校的教学楼，五层，相对比较高大；红联占的是路南郑州一中按捷克图纸设计的办公楼，三层，最上面的一层曾经是女生宿舍。两座大楼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即每个楼层的楼梯口都用铁栅栏焊死，仅留一个小门供自己人出入。如果你想上到楼顶，需要迂回穿过好几个楼层及其间的好几道铁门。
有趣的是，此时两边的同学还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偶尔也会发生肢体上的冲突。记得有一次发生口角，我们这边一位姓刘的同学将饭碗扣在了对方一位芦姓同学的头上，血立马就从后者的头上流了下来。
在武斗比较激烈的时候，我们还曾用完整的自行车内胎做成很大的弹弓，在路北的楼顶上居高临下向街对过发射小块的砖头，一下就能将对面的窗框打断。所以，一中办公楼临街的一面实际上是不能住人的。后来，该大楼被这边人员攻破，对方一些铁杆人员因此被俘并挨了打。
其实，文革期间，双方都有人员遭到对方的殴打。记得我们中有一位姓耿的女同学，有一次在路上被别的单位的对立面截住并暴打，当我们事后去看她时，她只能趴在床上将息。
我还听到离我们不远的纺织机电学校，有一位造反派的女联络员被对方抓住，对方还扒掉了她的裤子。也有人说她被对方人员强奸。总之，后来就不怎么听说她了。
在“轻机电”学校的大楼上，我无意中检了个“漏”，发现了一套刻艺术钢板的工具和一本誊印学习手册。因为我在学校是搞宣传的，刻钢板是免不了的事情，这使我如获至宝。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电脑和WORD可用，也没有复印机和打印机，所有的宣传材料，都需要先刻在蜡纸上，或者用打字机打在兰色的打印蜡纸上，然后再用油印机或速印机印在纸上。人们应该还记得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绰号是“油
刻字的钢板其微观结构很象锉刀，但面积要大很多，上面的纹路也更为细密。刻字时先将半透明的蜡纸复在钢板上面，然后用尖尖的刻笔用力在上面写字，这时纸上就会留下白色的字迹。因为字迹上的蜡被划掉，而油墨正好可以从蜡纸的纤维间透过。
印刷时，需要先将蜡纸贴在油印机的丝网上，然后在上面滚动一个油墨磙子，油墨就通过蜡纸上的字迹渗透到下面的纸上。一张蜡纸最多时可以印一、两千张的传单。
需要说明的是，艺术钢板与普通钢板是有区别的：普通钢板是斜纹，纹路起伏不大，刻出的线条较细；而艺术钢板是直纹，纹路起伏较大，刻出的线条相对较粗，这有利于刻写象宋体这样横平竖直的艺术字或文章标题。另外，与之配套的刻笔也有多种，有圆头的、尖头的、扁头的，和象勺子那样的修补工具。
下乡和参加工作时，这套工具一直被我带在身边，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上大学以后，它被留在了郑州一中的宿舍里（后来宿舍被学校收回，我的东西又改放到所谓的仓库），最后还是丢失了。但那本书我却至今还保留着。
成立校革委会时，“红旗”和“东方红”进行了联合，并重新取名“井冈山”，成为郑州一中的掌权者。“红旗”中一位姓张的同学成为校革委会的主任，同时他也是郑州市革委会的委员。
张同学是666班的同学，人长得壮实帅气，是家里的独子，他父母都是省人民医院的，母亲还是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暑假里，他会在游泳池里兼作救生员的工作，可见他的身体和泳技都很好。
校革委会成立时，由葛同学写了革委会的成立宣言；由我写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的那篇东西由一位姓尚的女同学在大会上宣读。该同学声音很好，是学校的女播音员。
之前，当二七公社还处在受压阶段时，我还写过一篇慷慨激昂的东西，在游行队伍的宣传车上广播，当时也是这位女同学的声音，尽管文字是自己所写，但处在游行队伍中的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热血沸腾。
这位女同学后来好像留城，在一所铁路中学教书。她的弟弟是郑州二中（初中）的学生，文革后期到新疆去支持那里的造反派（是不是有点像古巴的切.格瓦拉）。结果刚下火车，就被对方发现和包围，对方还使用了机关枪。最后，包括她弟弟在内有3位同学被打死，年轻的生命就此飘散！
尽管我们学校在整个文革中没有死人，但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在造反派胜利和掌权以后，却接连发生了好几起“走火”事件，并伤到了4位同学。
最轻的走火事件发生在一位高姓同学的身上，他对着自己的手，连续扣动左轮手枪的扳机，结果没想到枪里还有一发子弹，就是这枚子弹打穿了自己的手心，却居然没伤着骨头。
然后是一位姓王的同学，学着普希金小说中的人物，拿枪在宿舍里乱比划，不小心产生了击发，子弹先是打到了水泥地上，然后弹起，接着又打到了一位正在走廊上行走的荆同学的脚板。
这位荆同学可能到了也不知道是哪里飞来的横祸，很可能一直以为它就是颗流弹。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就在校园里几次听到流弹飞过的嗖嗖声。当时，我们学校的后墙以外就是农村，我们的男生宿舍又紧贴着这个后墙，估计别的单位的人打枪也喜欢朝这个方向来打。
荆是个孤儿，父亲去世前曾是郑州郊委的书记。荆后来参了军，但在部队上碰到一连串极其倒霉的事，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段时间很多人手里都有枪，我也不例外。因为主席曾经强调过“枪杆子里出政权”，造反派有那么一段，也认为需要拿枪来保卫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
先是王同学从宜阳带回来一支“勃朗宁”给我，但是没有子弹。这把枪呈深瓦蓝色，非常的精致漂亮。子弹打光时它会张开机头等着，因此俗称“张口等”。
这把很漂亮的手枪后来被我们的头头要走，给我又换了把“汤姆”，一种很大号的手枪，其子弹也很大。上缴枪支前，我用它打了3发子弹，大概隔十几步远瞄准一个柳条帽，结果一发也没有打中。
再有一件走火的事发生在郑州的河南剧场。那年，西安的一个芭蕾舞团来郑，在河南剧场演出“白毛女”，上面安排我们学校把门。结果附近一个技校的造反派组织，没有票硬是往里闯，双方起了冲突。对方很野，拿着马刀乱砍我们这边的同学。
电话打回来后，学校连忙派人派车驰援。后来双方在街上对峙，对方居然掷过来一杆标枪，扎着我们一位宋同学的下巴，如果再偏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慌乱中，这边葛同学的驳壳枪也走了火，打着了边上顾同学的屁股，巧的是子弹从一边屁股进去，又从另一边出来，居然没伤着骨头，也没伤着肚肠。
最严重的走火事件发生在一天的傍晚、我们革委会主任张同学的房间里。当时有好几个女生在那里，张手里的“勃朗宁”（就是我曾经拥有的那把）不知怎么就走了火，正好打在对面一个女生的肚子上，子弹在她的肠子上穿了9个孔（我曾经仔细想过它为什么是个单数），加上肚皮和后背一共11个孔。她立即就被送到最近的纺织医院去抢救。
令人欣慰的是，伤愈后，这位面容姣好的女同学没有下乡，也没有成为那位张同学（张后来挨整）的眷属，她被安排在碧沙岗的一个集体厂里上班，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做滴眼药水的瓶子。后来她结婚，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可谓儿女双全。八几年时我曾在碧沙岗公园里碰到他们，我还给她的两个孩子照了相。最近一次则是在一个超市，先是看到一个女孩，长相酷似当年的她，一问才知道她的母亲就在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