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及人生杂忆（6）
残雪未消春尚嫩，
东风犹自带寒吹，
闻说岭南花事早，
心儿化作彩蝶飞。
这是我参加77年高考并请同学探到高考分数后写的一首诗。当时，我用图钉将它钉在宿舍的窗框上，独自吟哦自赏。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写的比较好的一首诗。与孟郊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相比，完全是另一种心境的流露。
写这首诗的起因，是我的一位当市教育局局长助理的同学，帮我探到了高考分数，套用小品里宋丹丹的说法——“那是相当的好”，因此，我觉得录取到第二志愿——广东化工学院应该问题不大，心里不禁暗暗地高兴。
虽然距今已经31年过去，但今天重读此诗，当年那种窃喜的感觉仍然会悄然涌上心头．．．．．．。
1976年10月，我调动工作，从工厂来到学校，在我的母校郑州一中任化学教员，先教了半年有机化学（高中77级），后来又教了半年无机化学（初中80级）。因为我原来的身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郑州制针厂的工人（4年中有3年为统计员、计划员和调度员，有1年做的是钳工工作），所以，我这时的确切身份并不是学校的教师，而是学校校办工厂的工人。
大概是77年的夏天，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大龄青年（我当时29岁）也能参加。所以，暑假期间，我应邀为几位往届生补习有机化学（他们要参加当年高考但这门课学得不好），却一点也没把这事与自己联系起来。可喜的是，这几位学生后来都考上了重点大学。
考前一个多月，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说是我们也能参加。记得一位姓任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在我处，听到消息后兴奋异常，记得他当时说：是老天让我今天来你这里听到这么一个好消息！而我却远没有他那样的兴奋，因为我感觉这事儿好像离我很远。
此前，在文革的后期，曾有所谓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的情况，但那只是极少数的人。我想，这次恐怕也还那样吧？但怀疑归怀疑，我还是仓促上阵，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自己的复习。直到考前20天左右，才觉得这事儿恐怕是真的了，必须要全力以赴了，否则考得不好的话，我在郑州一中面子上也说不过去。
我的复习重点主要放在了物理和数学，因为是化学教师，既教过有机也教过无机，所以化学一点儿没看，政治是在最后看了看、背了背，语文则基本上没有复习，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这期间，我每周有4个班一共16节的化学课，同时还担任着802班的班主任。这还不算，学校还分配了刻钢板的任务，规定每位教师要为考生刻10张蜡纸的高考复习资料。
由于紧张和劳累，复习期间我犯过一次比较严重的“低血糖”。那是一天的晚上，我在家吃过面条，回到学校的宿舍里开始复习。大概9点左右，觉得困得厉害，几乎不能抑制，遂趴在桌上准备“眯”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该坚持下去。刚抬头，就觉得不好，人虚得厉害，头晕、一个劲儿地喘气出汗。先是躺下来，想缓解一下，但还是不行，只好摇摇晃晃去敲了对面老师的门，后来由李保章、郝忠两位老师借了食堂的架子车，将我拉到了郑州市中医院，在那里打了3针葡萄糖针，待没事后才将我又拉了回来。
其实，“低血糖”或类似“低血糖”的事儿我犯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是体育课跑
我很怕考试中再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进考场前，我特意在嘴里含了糖块，弄得腮帮鼓鼓的，不知道的人可能还真以为我是个“二傻”呢。
奇怪的是，自打高考复习那次以后，我再没有发生过“低血糖”的事。也许是生活好了，人变壮实了；或者是生活环境变了，再没有那样的场景（中长跑、长时间洗浴）可以经历了。
与此前和此后的高考都有所不同，77年的高考组织得十分仓促：一是考卷由各省自行命题，据说有的地方，高考试卷还动用了印毛选的纸张。二是时间不是在夏天，而是12月的7、8两天。
我所在的考场是郑州十九中一个一楼的教室。那年一共考4场，分别是：语文（含作文）、理化（一张卷）、数学和政治。满分400分。有趣的是，我的座位排在考场第1排，而我教过的同考场的学生反都在我的身后；而该考场监考教师中的一位，竟是我高中同班的女同学何义。
在整个考试过程中，还发生过这么一个“插曲”：首场语文考试，我提前15分钟交卷离开考场，后来那位不认识的监考教师却说我违规带走了作文试卷。
其实所谓的作文试卷，只是一张一指多宽的纸条，上面用很小的字刻写了两道作文题“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欢呼”和“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你想，我要那玩意儿干吗？估计谁也不能要它！猜想是我的学生在考完经过我的座位时顺手翻了我的卷子，看我答得怎样；也有可能是被风吹掉到了什么地方。这件事也不知他们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是最终找到了那个作文题纸条，还是据常识判断这件事没必要小题大做。
由于那年是先报志愿后考试，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考成什么样，也不知道对大龄考生究竟会怎样录取，所以我报了这样3个志愿，依次是：武汉大学生物化学，广东化工学院（早先可能是华南理工）大概是有机化学，郑州大学高分子化学。
3个志愿报的全是化学专业，这是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中学化学教员。我们这些大龄青年对第一年的高考录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是觉得干什么工作报什么专业，或许能增加点录取的机会。
考后，我知道我的理化和语文应该考得很好，但数学没有考好。数学卷子中有这么一道解高次方程的题，明明125应该是5的3次方，我给弄成了5的5次方，当时就知道这道题肯定错了，因为结果搞得很复杂，但愣是没看出毛病来。自此阵脚大乱。而且，最后一道级数题也没能做对。
我这人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对自己或别人做的事常会有不满意的地方，遇事有时也好往坏处去猜想。所以估分时，我就想，数学这个窟窿实在有点大，尽管别的课考得好，恐怕这个窟窿也不好填，所以也没有怎么细算，约摸着自己能拿个270分到280分。
一次，我的同学郭家宽来找我，要转一个姓段的女生到我管理的802班，我顺便让他打听一下我的高考分数，因为此时已听说有好几位同学知道了自己的考分（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获知的），甚至还有一位姓苏的同学说自己考了三百零几分，是中原区（我也在这个区）的第一名。
郭当时在郑州市教育局任局长助理。他回来跟我说，我考得很好，总分是330.4。我有些不信，他说不会有错，因为知道我的语文好，所以特别注意了我的语文成绩是92.4。后来我想，郭是教语文的，对别人的语文成绩总会格外留意一些，他的话应该可信。
郭先前曾在郑州七中教语文，后来到西藏支教一年，回来后当了局长助理。这以后，郭又在中国青年报社做记者和记者部主任。我在北京工作时，我们在东直门附近他报社的宿舍里碰过头。
据说后来郭主编了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书名叫“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几次后上面打招呼叫不要再印了。可能是书中有一些细节描述于主席形象不利。郭编此书的原因我想是两个，其一是刘少奇最后客死于河南开封，其二是他的小儿子刘源曾经在郑州工作并数次升迁，在调到武警部队之前曾经是河南省的副省长。郭可能与他有较多来往，两人也许还走得比较近。
这里我们说到了刘少奇，作为两届“民选”的国家主席和党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文革中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直至开除党籍、迫害致死。当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投票开除他的党籍时，全都是赞成票，只有一位女中央委员弃权。现在想想真是叫人匪夷所思。
在此之前，我还听一位姓鲁的同学说，我的理化考了全市第二。我自己将信将疑，但觉得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次理化卷的题量很大，我一气儿做完，比较顺利，但确实来不及检查。而别人出来后都说感觉不好。再后来，我还听说，这次考试，理化卷0到10分的考生居然占了66%。所以，当时我私下在想，录取到第二志愿应该问题不大。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经有点“窃喜”了。
其实，这年河南的理工科录取划有两条分数线：年龄25周岁以上的考生为256分，以下的为156分。对大龄考生有明显的歧视。
这年，我大弟（老初三）文科230多分，没考上（他第二年考到郑州大学物理系）；我小弟（文革后期高中）理科196分，扩招上了郑州大学化学系；我老婆（老初一）这年也沾了光，报名及考试时她差一点不满25周岁，虽然报的是外语专业，但被扩招到郑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专业。
我呢，报名时已29岁（入学时30），所以也没敢太往高处想。半年后，一中的小
这应该是可能的。我这里有一个旁证：我的一个朋友金宁，她老公吴敬业是北京知青，因为爱人在郑州，所以从外省调到了河南的南阳油田，并在那里参加了高考。据说吴考了318分，是南阳地区的第一名。吴两口后来调泉州华侨大学和集美的什么学校，吴在那里一直做到学校的党委书记。我到福建招生时曾在他们家做客。
我一直觉得不解，为什么河南省第一年的考试成绩一直没有对考生宣布，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各科的确切考试成绩。
大概是命运的作弄，我最终被录取到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化学分析专业。第一志愿发录取通知时，郑州一中的校园里曾经贴了个红榜，上面一共有10个人（当时是就近入学，一中的生源很差），但青年教师中就我一个（那年郑州一中参考的青年教师大概有十好几个），名列最后（前面都是学生），说明是被武汉地质学院录取。
这差点没让我背过气去。为此，我犹豫了好几天，考虑到底要不要去，因为我怕成为“地质郎”后讨不到老婆。但周围一帮人都劝我：机会难得，还是要去。
入校后体检，做透视的丁云医生告诉我，是他将我招来的，还说当时武大没有要我（中南地区的学校同在一个招生组）。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我想象中的情况是：一群人围着一堆考生档案在那里挑，有点象街上卖水果的摊子，谁先划拉到手里就是谁的。虽然1994、1997和2000年我分别到成都、兰州和福州参加过3次学校的高招招生，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但第一年的情况究竟怎样，也还是无从得知，总觉得也并非那么正规，除了年龄歧视外，各种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张统一（老高一，考前在郑州七中教物理），据说考了郑州第一，但最初并没有被录取，好像是单位提供的材料中说他在文革中打过人（政审结论并不让本人知道，不知他是怎么获知这一情况的）。张一再申述没有此事，后来他被扩招到新乡师范学院。
可能是心中憋气，没多久，他就转头考上了北京钢院的研究生。再后来又到德
当时还有几位同学考分也比较高，却没有被录取，因为他们当时的单位或是再前的单位有人“咬”他们，原因是他们在文革中有“污点”，或是在文革后期的派性活动中“蹦”得比较高。
与他们相比，我在文革中也比较活跃，是造反派组织——“一中红旗”的骨干和“笔杆子”。郑州一中成立革委会时，我们学校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就是我写的。但总的来说，我行事比较传统、规矩，没做什么过头的事。外调学校当权派的历史问题时，也比较事实求是。文革后期，我还写了大字报，反对当时学校中出现的极左思潮，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所以，在郑州一中还没有人说我的坏话。我从工厂调到母校工作也没遇到什么阻力。
总之，到第二年高考（78年6月，其实文革后的头两次高考，中间只隔了半年），情况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我的多数高中同学都是第二年上的大学。第一年上大学的人确实很少。
但第二年也不是没有问题。我有一批同学第二年被录取到郑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入校后他们“闹”过一次事。原因是一些分数比他们低的，扩招时却上了更好的本科院校，所以他们要求重新分配。
平心而论，他们闹得确实有点道理，但这事儿也确实不好处理，所以他们没有闹成，反而让学校有所忌恨。
我还有一位同学，高考也考了，没考上；但没多久，却考上了文科的研究生，好像是研究唐宋文学。这着实令我们感叹和羡慕。
回头再来说我的情况。78年2月，我还是来到了武汉，在当时位于汉口航空路的地质学院化学分析专业报了到，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优异。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需要说一说。由于考前我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所以开始上学时并没有带工资，还要靠家里继续供养。因此，我在学校申请并拿到每月17元的最高助学金。
也因为这一原因，我有两位此时已经娶妻生子的同学遇到了莫大的经济难题，其中一位姓褚，是高中和小学的同班同学；另一位姓谢，是初中的同班同学但高中不同班。他们虽然都考上了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但当时都没去上。前者报到时到学校里转了一圈，没办手续；后者报了到，但照旧上他的班，直到工资问题解决后才去上的学。
两位同学与我关系都很近。其中，谢同学是老产业工人的后代和标准的“红五类”（父亲当时是国棉三厂的车间主任），作为另一派的代表，我和他曾组成学校的联合调查组，被革委会派到河北和山西，去调查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张真和校长王廷桢的历史。因为另一派曾说前者是个假党员，说后者参加过闫锡山一个名叫“精神建设委员会”的组织，也有人揭发他曾给日本人带过路。
调查结果是：张的假党员之说应该不成立，虽然他的入党介绍人不记得介绍过他，但有人证明他参加过党的支部会议；而王的事情则存疑。当然，现在看起来，王参加“精神建设委员会”的事，即使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说他给日本人带路，则是一件无法旁证、也无法落实的事。不知现在遇到这种没有证据链的情况又会怎样处理。
由此，我还想到了刘少奇，当初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也有许多人证材料，我特别记得其中还有刘宁一（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当时可能在监管中）写的材料（影印件）。
谢同学毕业后在教师进修学院工作，而储同学后来却“神经”了，曾被送到新乡的精神病医院治疗过一段。听与他同厂的同学讲，他最典型的表现是：逢到每月发工资，他就会到单位里一言不发地坐着，你要不给他工资，他能坐上一整天。我分析，他的“神经”可能有遗传方面的因素，但这次考上学没去上肯定是个诱因。
为上学的事，我曾还到他家交流过。我猜想，当时很可能是他老婆（纺织厂工人）“拉后腿”，关键时刻他母亲（纺织医院的老护士长）也没有说句明白话。后来，他母亲因鼻咽癌去世，据说给他留了1.8万的存款，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件事真是一个悲剧。
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大龄青年上学没有工资、生活艰难的事，我给邓小平和刘西尧（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都写过信，反映这一情况并述说我们的愿望。大概是半年多以后，这个问题终获解决，我在郑州一中拿到了每月36元的工资，并从补发工资中扣除了我已经享受过的助学金。
在又一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传出消息，说学校打算从各系挑人成立一个电子技术师资班。
因为文革前地质学院曾经有个八系，是专搞地质仪器的。文革中，北京5大学生领袖之一——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就曾是这个系的学生。我们入校后，王还被弄到学校的礼堂里批斗过。文革后，学校因师资队伍青黄不接，所以想自己挑人培
我觉得这个新的电子专业应该更前沿一些，所以很积极地报了名并且被选中。最后，从我们化学分析班一共选了5个人。从此，我改换了“门庭”，成了应用电子专业的一名学生。
我们这个班总共24人，归物理勘探系管辖，学生来自校内4个不同的专业（物理勘探、化学分析、水文地质和勘探工程），年龄最大的我比年龄最小的卢同学大了整整12岁。我们班的辅导员姓应，曾是工农兵学员，年龄也比我小，后来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再后来，我还当了该班的班长。
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2008年是我们知青下乡40周年，我写了以上文字以示纪念。还要特别再说一句，非常感谢邓小平，是他给了我们最后的机会，并从此改变了我和许多人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