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通信展和最近的一些见闻,我想托大写一写这个话题。请知情者赐砖。
在去通信展的漫漫路途中,我翻看《南方周末》,本期头版文章是《世间再无煤老板》。文中说因为安全隐患和黑幕频出(童工等等),国家终于收紧了煤矿这只口袋,首当其冲受冲击的是山西煤老板,具体是“接受招安”还是“荡平流寇”,我还没看明白。
但是据业内朋友透露,国家之所以选在此时收回煤矿,是因为“煤变油”技术已经成熟,煤矿一夜之间不再是“粗使丫头”,转而成为了“眼前红人”。
一句话:在中国,所有的产业,莫不是头戴铜箍的孙悟空,任他活蹦乱跳,都难逃一道紧箍咒——红头文件。
通信产业尤其体现了这一点。现在什么都喜欢赶“60年”这个时髦。通信展上也有专题图片展,新中国通信行业60年的发展。那么我们也温习一下历史。

同事在新中国通信图片展前留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工业制造水平较为落后。20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电话网用的全是国外进口的设备,群雄逐鹿,“七国八制”——当时的中国通讯市场上总共有8种制式的机型,分别来自7个国家。这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和通话质量低下。于是也许是第一个跟通信标准有关的红头文件产生了,中国政府出面制订统一的标准。
移动业务发展初期同样主要依靠海外设备企业的力量。除了摩托罗拉和爱立信等早期“开创者”外,诺基亚、北电等欧美厂商随后进入,他们基本垄断了中国的移动通信设备市场。
通信设备制造领域的高额利润空间(大家还记得以前电话要一笔初装费吧)。吸引了大量国内公有及民营资本的进入,也让国家开始收紧口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巨大金中华为代表的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开始崛起。1998年11月,原信息产业部召开会议,传达了一个精神,在国内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国产设备,停止进口。
至此,通信行业的外企好梦算是结束了一半。大家纷纷走本地化路线,本地化也给外企带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各项成本降下来了。通过在中国的本地化,外资设备商完善了全球布局。比如,目前中国已成为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等企业的全球中心之一。但是在中国,日子却更加不好过起来,整个行业在中国黄金遍地的传奇已经结束,如今的市场已经不是10年前。
接着3G来了,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力推TD-SCDMA,外企们开始跟从不及。诺基亚、爱立信、思科等等都分别加入
支持3G。但事实上在最开始,这些厂商谁也没有真正地积极地去把TD-SCDMA当作一个未来在他们企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业务来对待,也许是因为在中国复杂的通信产业中,大鳄们也晕头,看不清TD-SCDMA的市场和未来。而一些较小的通信公司和手机、芯片厂商,干脆避之则吉。一方面是因为不看好TD,一方面是自认为没实力玩这个level的Game。等到大家都认识到了工信部推TD的坚心似铁,想当第一已经是不行的了,中国的3G由国内运营商和厂商主导。
cisco本次打的是援川感情牌,一个远程医疗系统据说曾应用在去年的512地震救援中。
3G元年刚好是全球经济困难的一年,北电成为历史,摩托大幅裁员和缩减。这届通信展上,诺基亚也没有单独出现。
据说以往索尼爱立信的展位是相当大,比中移动的展位还要大,这次极其不显眼,展示的是联通3G手机,差点以为索尼爱立信没有来参展。有传闻爱立信将和中移动在4G方面合作LTE。城头变换大王旗,今天是TD,明天是什么?在研讨会和展会上,思科,SK,上海贝尔等等都是“铂金赞助商”,而华为和中兴都是“金牌赞助商”。但是参加了通信展的朋友都看到了,相比三大运营商,中兴、华为、普天、大唐们的风光门面,外商们地也瘦,话份儿也小,怎么看都是一副“花钱捐了个前程”,却当了童养媳的感觉。
20年前在这个行业里本地企业起步时,也许曾经饱受跨国公司的打压。现在频频听说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大旗下的合作。河东变河西的故事经常在上演,也许20年后的如今,他们要靠着本土企业的青睐,才能跨过中国的行业壁垒,在这个行当里分到一杯羹。
诸位老师,此情此景,不知有几个人会觉得扬眉吐气?今天跟邓君说起通信展的见闻,并形容外商们都是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他说,华为在美国当亦如此,那是我不了解得了。他又讲:在中国电子行业总是最开放的领域做得最好,比如mp3、mp4,现在连芯片都引领了。但是通信行业却更为复杂,开放不开放,这是个问题。
移动在暗搞LTE了,那么TD的收场呢?北京本就是个谈概念、定标准、进行政府公关的地方,不知在“谈生意”的上海,“做生意”的深圳,大家都如何看待。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