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和一位我一直尊敬的姐姐在一起吃饭。她是一名中学老师，我大学同学的姐姐。作为省级劳模，作为捐献骨髓的道德典型，她这次来京参加某高规格的政治会议。会议上，该组织所有下届人选都已经确定，只是召集大家来京完成“全票通过”的仪式，同时为大家提供拉关系的机会。她这两天找到了利用垃圾时间的办法：躲在一角，备她的课去。
2003年，她作为志愿者去骨髓库捐献骨髓，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过了两年，在10万个志愿者的骨髓样本当中，她的骨髓和一个白血病孩子配上型了。作为一名母亲，她本能的要去挽救那个安徽的农村孩子，为此，她忍受了巨大的痛苦（那些药物的副作用，医学专家和有关部门都尽量的轻描淡写）。后来的宣传材料上，这一举动被作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尽管如此，她当时的初衷还是实现了，就是救活那个孩子。那个小孩一直叫她“妈妈”。除了捐献了骨髓，她也承担了孩子的学费，尽管她的职业和性格注定她两袖清风。
“我不当官，我会一直做一线的老师。”她说。虽然有人劝她，要做领导，要往上爬，才能影响更多的老师，从而造福更多的学生，但是她很清醒的知道，自己绝对没有那样的影响力。为了达到崇高的济世目标，先要学习和掌握丛林动物的本领，的确也是不少志士的初衷：先跳进酱缸求功名，求得功名再一洗乾坤！不过，很多人最后只能默认那些既定的规则，以求生存自保。
对此，她做了一个最简单的选择，那就是拒绝进入。“如果一直做一个一线教师，没有权利，但是三尺讲台却是我的。我至少每届都可以影响几十个孩子吧？如果离开讲台去当领导，我要为了升学率去压老师，再让老师压学生，别的什么教育方法、理想、实验都顾不上了。我们校长其实也很无奈，因为国家必须用高考衡量学生，所以大家都用高考来衡量学校、衡量校长、衡量教育局长。既然没有办法改变，我不如就不去担负那个压力了。”
她能改变的，就是和学生的交流方式和教育方式。这是一个一线老师能做到的，那么她就做到最好。在那个小城市的一个普通中学里面，她在尽可能让她的同事不要再用人格侮辱的方式训斥和体罚学生；她在尽可能让那些目光空洞的少年去思考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欣赏那些真善美的东西，不管是来自鲁迅的文章，还是来自汶川的地震。
回想起来，姐姐的样子和十年前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用心守护自己简单的生活和信念，并乐在其中。在我们见面的那个小咖啡馆里面，周围一片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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