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影片中最后的独白，应该是此部电影最光明正大的中心思想，即革命是为了文明之幸福，万人经历的锥心之痛苦——至于这种痛苦为何在某国可用改良实现，痛感可以大大减轻；而在某国必须用暴力实现，这可不是博客里面能讨论的简单问题——就电影论电影，说说我的观感。
除了陈少白和李玉堂的儿子，所有不惜为革命付出生命的人，都不知道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而他们之所以付出生命，其原因五花八门：要雪耻并赢回正义之师名分的，一心报答主子的，“爸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的”，了结长年感情负债的，想做一个有脸面的爸爸的，回报知遇之恩的，还有什么也不为，就是佩服“老人家有血性的”……总之，什么原因都有，就是和革命信仰都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相当真实。大多数革命和运动，总是由少数善于鼓动大众（比如，善于文字和演说）的精英挑头的。不能说这些精英“利用”了大众，我只能说，他们自己首先深信不疑，然后又成功的让大众相信，这个事业的意义足以帮助他们超越庸常无味的生活，进而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李玉堂的变化非常有代表性。他应该算是最不容易被鼓动的人之一。开始，他并不对陈少白的鼓动感到热血沸腾，而是很现实的问陈，“这次要捐多少钱？”然而在经历报馆被封的刺激、并且以为陈少白牺牲之后，他的私人利益和私人感情都被深深裹挟进来。于是，环境推动，水到渠成，他成为革命者队伍的一员，他在向被打的报馆同仁发表演讲时，一字不落地将陈少白对他的革命鼓动，传达给他的报社同仁——此时此地此刻，革命动员，这一极其重要的关键要素，如水波一样不断向外扩散。
回看阎孝国。这个人，同样真实。他和陈少白的对手戏我觉得是全片的“副高潮”。他不是陈少白说的“成绩优秀、头脑愚蠢”——这对于阎孝国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侮辱。相反，他压根不相信陈少白之流是在帮助中国的劳苦大众，而是最无用的书生起义。这种蛊惑人心的民主革命，实际上“被洋人利用，给大清王朝添乱”。他坚信自己的诛孙行为才是对清廷、对百姓的尽忠尽责。
陈可辛还真是有点想法的导演。最起码，我能看出他试图超越自己的努力。
BTW： 败笔也有。蓬头垢面的叫花子黎明，最后出场时终不忍舍弃他的偶像本色。只见他凌驾众人、寒阶独立、丰神俊逸，那原本肮脏蜷曲的头发，一夜之间做了拉直，成为洗发水广告中那种清新飘逸的长发——这是导演的不是，不是黎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