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通信战斗史:三十年磨一剑终将走在前沿

2019-06-12 14:17:02 来源:AI财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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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能在正规渠道买iPhone已经是2009年底的事情。联通在世贸天阶搞了一场iPhone3GS的入华仪式,现场请来了苹果的领导和微博女王姚晨,限量999台,排号购买,一位姓智的小伙子买走了第一部iPhone,他已经在北京秋凉的夜里等待了9个小时。
 
这一幕原本属于中国移动。移动是最早跑去和苹果谈判的中国运营商,希望把iPhone引入中国,为即将开启的3G时代提供优秀的终端产品。
 
这是强者之间的联姻,本以为能成一段佳话,但因为分成比例和3G网络制式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傲慢霸道的苹果最终被联通抢走了,让联通打了个翻身仗。中国移动那几年非常被动,3G成了移动和联通,甚至是中国和世界移动通信事业的分水岭。
 
01
2004年12月9日,大唐电信董事长周寰站在屏幕前,忐忑不安。几秒钟后,电话接通了,在工作人员的小声提醒下,周寰终于朝着大屏幕喊了一句默念已久的话:总理好。屏幕另一侧出现了远在欧洲访问的时任国家领导人。
 
这是大唐电信牵头的3G标准TD-SCDMA打通的首个视频电话。从无到有,这一天的到来非常不易。两年前大唐移动成立,全力推动TD-SCDMA的发展。
 
大唐移动TD-SCDMA手机展示 
 
大唐移动在成立前和德国西门子对这个技术联合进行过现场演示。但演示当天状况频出。测试车刚开出二环内的大唐集团,现场接收到的声音就变得很小,断断续续,画面时不时出现马赛克。当车速达到70迈时,整个屏幕就布满了马赛克,然后是长时间静止不动。
 
大唐的解释是,太阳反光再加上现场干扰比较大,属于特殊情况。现场专家也说得很委婉:不太成功,但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离产业化还有距离。
 
这样的测试结果打击了外界对TD-SCDMA的信心。国内一些人一直不太看好发展自己的通信标准。当时要人没人,要技术没技术,而欧美主导的通信标准已经非常成熟。
 
这事还得回溯到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开始征集3G技术标准。当时的信产部在北京西北角的香山举行一次专家研讨会,内部讨论决定要不要向国际电联提交中国的技术方案,毕竟1G和2G都是别人的。
 
大部分人都反对,认为这是西方人玩得把戏,而且国内没有半点技术积累,别说要成为全球标准,就是单那几百页的英文文本,连开头都不知道怎么写。
 
但从长远来看,增加话语权确实应该做,否则未来局面会变得非常被动。最后,信产部领导一锤定音: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信产部认为能搞出来最好,搞不出来至少也积累了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甚至还能让国外降低点专利费。
 
这个事得到了周寰和李世鹤大力支持。周寰当时的身份是邮电部科技司司长,他找到当时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世鹤,让后者在3个月时间内主持标准的开发工作,拿出一个基于SCDMA的技术框架。李世鹤曾在美国读博士,回国后曾在邮电部的研究所,还专门引进了两位智能天线的华人科学家。
 
牵头的企业最后落到了邮电部旗下的大唐电信头上。光靠大唐电信凭空造一个技术标准出来并不现实,大唐电信选择了与欧洲的西门子合作,甚至还专门用自己研发的智能天线技术解决了很多西门子无法解决的问题。
 
1998年6月,终于在日期截止前,大唐电信向电信联盟提交了TD-SCDMA通信标准,李世鹤开始了一场充满艰辛的征途。中国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电信标准,一来电信事关国家信息安全,二来是利益考量,国外主导了标准制定,也几乎垄断了专利,国内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老一辈电信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了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
 
当时在3G标准上,欧美势均力敌,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谁。这里不仅关乎欧罗巴和美利坚的面子,背后是诸多利益的纷争。但美欧包括日韩在内的若干方案遭淘汰,年轻的TD-SCDMA也遭排斥。
 
周寰求助信产部给各外企驻中国机构发函。终于,在2000年5月,国际电联投票,大唐电信提出的TD-SCDMA正式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和欧洲提出的WCDMA、美国提出的CDMA2000标准共同列为3G的三大标准。
 
被纳入国际标准,只不过是拿到了一张“准生证”,而更长更难的路是让这个技术在现实中得到广泛应用。关于谁来使用的问题也是争执不下,让外国人用还不现实,国内就三大运营商,到底是大家一起用还是单独给某家运营商使用?如果每家运营商都有两种方案,脚踏两只船的后果肯定是刚出生的TD被冷落,最终工信部直接把TD给了实力最雄厚的一家。
 
历史选中了中国移动,尽管移动心里是十万只羊驼飞驰而过。因为TD技术不成熟,产业链更不完善,算不上主流,时任移动董事长王晓初曾三番两次对外表态,希望采用WCDMA,TD作为补充。
 
当时北京即将办奥运,但北京的3G网络测试却非常缓慢。李世鹤发现,在上海时3G信号都很好,一到北京却差得要命。
 
李世鹤很不爽,“在有成功可能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技术有一些感情吗?”他是个性格直爽的人,敢怒敢言,经常跑到领导办公室拍桌子。
 
但每一个伟大的开始都是举步维艰,血泪铺路,TD标准也一度面临流产的尴尬境地。甚至在3G牌照发放前夜,生产TD芯片的合资公司凯明宣布倒闭。这是一家由17家中外著名公司合资的企业,6年时间投资了两个亿,但TD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迟迟不见回报,17个股东意见不一,最终在纷争中落幕。
 
政府是从国家利益和自主创新的角度去考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中国移动就这样成了全宇宙运营TD网络的运营商,扛起自主创新产业化的大旗。
 
而那一头联通很早就定下来要采用欧洲WCDMA,也如愿拿到了这个标准的牌照。iPhone进入国内的第一部合约机也是和联通合作,在iPhone被奉为神话的年代,这个合作给联通带来了大量优质用户。
 
 
 
然而3G时代在我国的时间很短,2009年发3G牌照,2014年就发了4G牌照,满打满算也不过5年时间。中国移动在3G上的投入也没来得及收回。整个通信界对TD的历史评价分歧很大。
 
《财新周刊》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TD式创新,称仓促上马的TD-SCDMA 被认为是源自西门子的技术,大唐电信的贡献非常有限。当年欧洲在选择3G标准时,选择了爱立信和诺基亚支持的WCDMA,而西门子支持的TD-SCDMA被放弃。西门子为了不让自己苦心经营的TD技术付诸东流,才把全套技术免费授权给了大唐电信。
 
这种说法在通信行业激发了一轮大讨论,至今也无定论。但一个事物从无到有,或许没有预想的完美,其更大的价值是对国内人才和产业链的培养,以及技术的积淀。
 
所以在4G牌照发放时,工信部先发的也是中国主导的TD-LTE,而国外的主流是FDD-LTE。除了中国,很少国家能有这样的实力和魄力单独做这样一件事。虽然从技术本身的传承来看,TD-LTE和TD-SCDMA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中国人希望有自己通信话语权的决心一直没有放弃。
 
 
只是谁也没想到,当初高举自主创新大旗的大唐电信,这几年几块主业——集成电路、终端、软件应用和移动互联网一直发展不如意,连年亏损,在股市被戴帽,走上了卖房保壳的窘境。
 
02
外国公司对大唐电信拿下3G国际标准并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中国什么时候发放3G牌照,以及三大运营商会采用谁家的标准。因为这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这些企业的命运和相应的国家竞争力。
 
欧美都在不遗余力地游说。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把CDMA入华作为谈判条件之一。
 
2004年,北京搞了一场“3G在中国全球峰会”,全球各地的公司都派人齐聚帝都,对中国3G牌照的发放翘首以盼。
 
欧美的牌照发得早,而且都是当地运营商花真金白银高价买下来的。英国在2000年开始3G牌照的竞价,刚开始大家预测的数字是20亿-50亿英镑,结果却拍出了225亿英镑的天价,相当于当年英国GDP的2.3%。英国政府拿到牌照拍卖的钱,高高兴兴去偿还了国债。德国更狠,3G牌照拍卖了505亿欧元。而中国的牌照发放基本是零费用,当然,这跟运营商都是国企有很大关系。
 
高价却苦了运营商。当时整个英国的人口才5900万,仅相当于一个湖北省,即使全部人都是手机用户,均摊下来,平均每个用户得承担650欧元。当时每用户每月在通信上的支出为30欧元,相当于运营商不吃不喝22个月才能收回牌照成本,更不用说还有建设基站和购买设备的成本。靠3G网络盈利变得遥遥无期。
 
面对欧美的游说,工信部的领导很淡定,莫急莫急,反而劝大家多关注TD的发展:只要我们的标准能得到进一步完善,3G才有好的发展机会。
 
其实国内很早就派专家到欧洲各国考察了一圈,回来写了一份《欧洲3G技术研发商用情况考察报告》,里面得出的结论是,3G在欧洲发展的并不理想,中国不应该操之过急。
 
国家也是操碎了心,先是三部委撮合大唐与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家组成“TD-SCDMA产业联盟”,然后又对这个产业联盟增加了7亿元的投入,完善中国3G标准的产业链,让更多终端公司和芯片公司开发TD产品。行业内达成的共识是,标准的选择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
 
 
欧洲人非常努力。诺基亚使出了浑身解数,与爱立信、西门子等厂商达成联盟,只要中国运营商采用欧洲的WCDMA的3G标准,而不是美国人的,废话不多说,直接专利费砍半。当时联通已经决定采用高通的CDMA2000。
 
诺基亚的中国副总裁何庆源宣称CDMA2000国际市场狭小,而TD-SCDMA与WCDMA属同一个体系标准,把它作为WCDMA的一种有效补充,将保证TD-SCDMA在中国的成功。不愧是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何庆源选择联合中国来反对美国标准。
 
爱立信和诺基亚嘴皮子都磨破了,但中国这边的态度一直暧昧,理由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运营好,我还得再观望观望。令这两家通信巨头郁闷不已。
 
时任高通中国区总裁汪静更是炮轰,中国一直不发3G牌照,不仅伤害了国内移动运营商,也让供货商难以发展。当时,几乎每一部手机都需要向高通缴纳5%的专利费,眼睁睁看着碗里的肉却吃不到嘴里,让高通非常难受。
 
整个行业都急得要命。国内运营商打着试验网的旗号,偷偷建了1000个左右的3G基站,中国移动甚至在江西刷墙打广告:“中国移动带您抢先体验3G网络 ”。基站的螺丝刚拧紧就被部委发现了,被当成违建下令限期拆除。
 
3G牌照迟迟不发放,不仅欧美运营商着急,任正非也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刚在GSM上赚了点钱的任正非就差点被3G压死。华为在2003年就启动了3G战略,尽管此时已经比国外晚了好几年,但回过头来看依然还非常早。而且3G的研发投入很高,最大的国内市场又迟迟不发牌照。2006年,华为在3G上的亏损达到了40亿元。
 
走投无路的任正非带人去部委拜访,请求尽快发放3G牌照,但并没有获得认可。领导认为中国的TD-SCDMA没有芯片,没有手机,没有基站,还非常薄弱,如果发放3G牌照,就是欧美标准的天下,之前自主创新的努力就白费了。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华为在欧洲找到了出路。因为当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3G终端非常有限,消费者的需求集中在打电话、发短信和浏览网页,用不上高速的3G网络。但数据卡插在笔记本电脑上,接收3G信号,创造了一个新的3G场景,大大增加了用户的流量消耗。当年,华为和中兴的数据卡在欧洲风靡一时。你看,肯干的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把危机变机遇。
 
谁也没想到,中国3G牌照正式发放时已经到了2009年,比欧美晚了将近10年。但这并没有太影响3G建设,因为此时乔帮主已经推出iPhone两年,移动互联网的大幕渐渐拉开,消费需求井喷,中国很快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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