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同北京夏日里的一场小雨,豆瓣闭站的消息被官方否认后,一切归于平静。
 
创始人阿北依然没有发声。
 
这并不意外,他上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在 4 年之前的极客公园大会。一年一次的极客公园大会几乎是他唯一参加的外部活动,主办方是一家颇具文艺气质的科技媒体,从物理位置来看,两家公司相距也不过 3 公里。
 
豆瓣故事的开端已经为人熟知。14 年前,阿北在星巴克的咖啡桌上写出豆瓣程序,文艺青年最大聚集地由此而生。此后十几年间,互联网江山几经迭代,与它同年成立的美团上市了,人人网经历了巅峰和没落,BAT 阵营成立又面临瓦解,而豆瓣依然是那家慢公司——没有万众瞩目的高光,也没有艰难求生的惊险。
 
这是阿北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选择,也是无奈。
 
图:豆瓣创始人兼 CEO 杨勃(阿北)
 
在豆瓣,他是大家的阿北,豆友们会调侃“豆瓣是阿北的,阿北是我们的”。与他相关的豆瓣小组里,人数最多的两个是唱反调的:2699 成员的“阿北找不着北”、1539 成员的“反对阿北独裁”——在豆友们看来,吐槽是爱他的高级形式。
 
投资人对他的态度就复杂多了。一方面,豆瓣的投资人列表里包括腾讯、红杉、贝塔斯曼等知名公司和机构,同时,这家公司又被很多人不看好,有投资人把它列入“打死不能投”的项目类型,称其典型特点是:死又死不掉,上又上不去,还不能说,否则这些文艺中年 CEO 会各种不高兴。
 
阿北的文艺众所周知。他热爱读书、音乐、旅行和电影,豆瓣主页记录着他看过的 218 部电影、24 张听过的专辑、113 本读过的书,办公室里还有一墙碟、两墙书、三大洲的车船票。
 
张向东担任 3G 门户总裁时采访过他,随后感慨:阿北的阅读广泛又深入,文化生活对于他而言有如空气和水,这在创业者中是极少数。阿北也习惯展现自己的文艺一面,他喜欢在采访拍照中展示自己对苹果电脑的喜爱,接受张向东采访那天,他穿了一件 T 恤,图案是一个摆放着 CD 和书的书架,还有一句话:Everything is on its place。
 
阿北生于 1969 年,找到豆瓣这条路时,他已经 35 岁。
 
他此前的经历与一般学霸无异。中学时接触苏联计算机,16 岁以物理竞赛一等奖得主身份被保送清华,毕业后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随后进入 IBM 工作。这是很多 60 后精英的人生路径,他们的故事会随着在美国的安逸生活归于平静。
 
阿北不甘心。
 
2000 年回国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4 年后的冬天,他成为朝阳门外星巴克的常客,3 个月后,豆瓣上线——那是 2005 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关键一年:中国网民首次过亿,中国互联网公司掀起赴美上市潮,豆瓣、校内、赶集、58 同城等新兴互联网公司诞生。
 
当时互联网公司还流行照搬美国模式,俗称 C2C(copy to China),豆瓣从一开始就是例外,阿北照着自己的需求创建了它:以兴趣和发现为逻辑,建立人与物与人的联系。
 
这条颇具理想主义的路径在上线第一天就被证实可行——来自当当网的两毛钱分账成为豆瓣的第一笔收入。阿北一度戏称:豆瓣可能是第一家上线即有收入的网站。
 
不过,赚钱并没有成为豆瓣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此聚集,他们贡献了中文互联网里质量最高的 UGC 内容,也成为最挑剔的用户。这是阿北的幸运,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豆瓣日后坐拥上亿流量却无从变现的怪相。
 
02
站在故事的起点时,所有理想主义者都笃信: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2012 年,40 岁的罗永浩拿到进军智能手机的“门票”,唐岩给他掏了 900 万。罗永浩野心很大,他想造出乔布斯之后最伟大的产品,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从精神和方法论上真正继承了乔布斯衣钵的唯一传人。
 
唐岩无所谓,他给钱的理由很简单:支持朋友。
 
也有理性的。峰瑞资本的李丰劝罗永浩做点别的,手机供应链太长又复杂,门槛太高。后者不爱听,此后“就不喜欢他了”。
 
罗永浩一头冲了进去。追随者也相信这事能成,因为“老罗可以牛逼”。此前,老罗语录、牛博网让这位前英语老师积累了大量粉丝,理想主义的光环之下,年轻人们热血沸腾,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在参与一件很牛的事情。
 
《人物》杂志《罗永浩 锤下那个理想主义者》记录了 2014 年 5 月 T1 发布的那个夜晚,那是罗永浩真正做出的第一部手机。
 
荣誉感将锤子科技的年轻人们包裹。往常习惯把工牌插在衣兜的他们这次都把工牌挂在胸口显眼位置,粉丝眼里的尊重让他们心生骄傲。“进会场那一瞬间,我巴不得告诉各位,我是他妈锤子的,这个手机是我做的”,时任射频工程师马宁回忆。
 
激动的情绪蔓延在国家会议中心。台下的粉丝欢呼与台上的老罗哽咽遥相呼应,那张“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的海报出现后,会场的感动抵达高峰。黑暗中,屏幕中的罗永浩变成一位工匠,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专注而温暖。
 
图:罗永浩在锤子手机发布会上
 
那一刻罗永浩应该是骄傲的。发布会前一个月,他已经在微博上宣布 B 轮 1.8 亿元融资的消息,称锤子科技投后估值超 10 亿,“你可以叫我潘·罗十亿了”。
 
意气风发的神情也曾经出现在 80 后胡玮炜和 90 后戴威的脸上。当时,他们都是资本的宠儿。
 
摩拜一开始就有李斌的背书,胡玮炜不需要为钱发愁,于是,当她说出那句“如果失败,就当做公益了”,人们会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而非作秀——尽管这是摩拜投资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
 
而前北大学生会主席戴威在头天晚上接到金沙江创投罗斌的电话,第二天上午 10 点就受邀来到国贸三期 56 层,与朱啸虎简短会面后,ofo 1000 万投资直接敲定。那是 2016 年 1 月,临近春节,隆冬的国贸街头一片荒芜,但年轻的戴威和合伙人张巳丁感觉不到寒意。
 
理想主义者迎来了春天。
 
没有商业模式的共享单车成为互联网创业最大风口,资本疯狂涌入,从 2016 年 9 月到 2017 年 7 月的短短 10 个月间,ofo 完成 5 轮融资,金额接近 90 亿,摩拜也毫不落后。很多人相信这将成为滴滴与快的之战的复制,没有人甘愿错过“下一个滴滴”。
 
文艺女记者胡玮炜、精干名校生戴威就此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榜样。不过,相比人生顺遂的戴威,胡玮炜似乎更早看透了商业,2018 年春节前她就感慨:“资本是助推你的,但最后你都得还回去。”
 
一语成戳。

 

 
03
理想主义者的商业故事往往有着类似开头,但危机却以不同姿态在浮现。
 
阿北的危机是缓慢出现的,如同站在一艘漏水的船里,当水没过脚背他才察觉。2014 年年会上,他承认因为自己对技术和产品过于自信,导致豆瓣错失了三年。
 
豆瓣的“漏洞”出现在潮水变换之时。
 
2011 年,豆瓣一度达到鼎盛,9 月完成第三轮 5000 万美元融资,公司接近盈利。2012 年时,豆瓣日均 PV 一度达到 1.6 亿,接近微博,但这股势头很快消失——当整个互联网的潮水涌向移动互联网时,阿北做出了错误的反应:他认为人们会在手机上安装不同的 App 来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于是,豆瓣陆续推出各种垂直类型 App,最多时达到 14 个。
 
但哪个也没火起来。事实证明,去中心化的路子并没有行通,2014 年,豆瓣 App 上线,但姗姗来迟的它已经错过崛起的最佳窗口期。
 
罗永浩则是从一开始就感受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锤子 T1 成了一场灾难式的理想主义坚持。
 
罗永浩感动国家会议中心的那晚,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廊坊富士康厂区,锤子手机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笑不出来。他的吹毛求疵直接导致了 T1 无法量产,诸如“按键与前屏之间的缝隙只能有 0.15 毫米”的苛刻要求超出了行业加工精度,导致良品率极低。
 
 
T1 最后延迟了 4 个月上市——这样的速度创下业内新低。罗永浩此前那些声势浩大的营销动作几乎都打了水漂,预定用户逃单率一度高达 90%,而后来降价销售的举措也如同打脸,进一步消耗掉罗永浩的信服力。
 
这注定了罗永浩此后的路会很艰难。最初愿意给到锤子半年账期的富士康转身了,奔着“罗永浩”这个名字就愿意买单的粉丝也渐渐动摇。
 
缺钱,成了此后几年困扰企业家罗永浩的最大难题。这位理想主义者并不擅长与投资人打交道,早期见人紧张时习惯撸裤腿。有投资人表示很欣赏老罗,但马上就会告诉同事,“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他的”。
 
当然,致命问题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生的:锤子无法稳定推出手机新品、罗永浩过于骄傲和情绪不稳定、团队人员流失等等。这些共同导致了锤子的沉沦,这场理想主义的造机最终未能改变国内手机市场格局。
 
在罗永浩起死回生的 2017 年,年轻的胡玮炜和戴威见识了危机的真正模样:寒潮。
 
北方入冬后,共享单车遇冷,疯狂的投资游戏也随之降温。投资人开始张罗合并准备结束战争,但这次他们事与愿违了,戴威的倔强成为最大阻力。对于这位家境优渥的年轻人,创立事业远远比实现财务自由更重要。
 
戴威不愿服输。他甚至在后来赶走了滴滴派来的高管团队,尽管后者是给钱续命的金主。陆续摧毁了合并、卖身等去路后,他只能独立求生。
 
与他不同,胡玮炜选择了体面退出,以她一贯的温和方式。她在那场决定摩拜生死去向的关键会议上投票给“卖给美团”。至此,两位理想主义者在寒潮之中分道扬镳。
 
不过,当整个行业急转直下,个体的选择差异似乎也就没那么重要,到 2018 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基本沦为大公司布局的棋子,那些理想化的口号和愿景也都随风散去。
 
04
胡玮炜曾经感慨自己运气好,因为“大多数理想主义者都死掉了”。
 
那是 2018 年春节前,美团和摩拜的谈判已经展开,胡玮炜在位于亮马河的摩拜总部接受了吴晓波采访。
 
图:胡玮炜接受吴晓波采访
 
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这是吴晓波对胡玮炜的印象。他在后来的采访手记里写道:不同于雷军这些被剧烈改变的创业者,胡玮炜没有被打磨成一块圆石头,依然排斥被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所改变”。
 
戴威显然没有这样的幸运。创业几年里他变化明显,体重至少增加了 30 斤。更加隐秘而剧烈的变化或许发生在内心——经历核心机密屡屡泄漏之后,他很难彻底相信身边的人,有高管发现,他与三个不同的人讲同一件事,往往是不同版本,无人确定哪个才是真的。
 
但他还在坚持,尽管 ofo 的处境已经很糟糕,理想大厦的豪华办公室早已腾退,2019 年关于它的新闻基本全是负面:供应商催债、退押用户围堵、合伙人离开等等。没有人知道,这位卡在理想主义壳中的年轻人打算撑到什么时候。
 
 
理想主义曾经是戴威被投资人看好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公开表述中是如此。真格基金徐小平曾经表示,对 ofo 是投人不投事。他看好戴威,北大学生会主席意味他有领导力,去贵州支教说明他有理想,“这种人我不投,我投谁?”
 
如今,大概没有投资人敢这样说话了。
 
2019 年已经过半,属于理想主义者的春天却毫无踪迹。
 
罗永浩正在背离当初接班乔布斯的梦想。锤子已经很久没有发布新手机,朱萧木钱晨等追求者陆续散去,社交产品聊天宝堪称庸俗,新投身的电子烟赛道也与理想毫无关联——这些“背叛”在好友黄章晋看来依然动人,他撰文称罗永浩努力挣快钱的动力,其实是给供应商还债。
 
胡玮炜已经彻底从摩拜剥离。事实上,摩拜在今年 1 月更名为“美团单车”之后,理想主义的气场就瞬间弱化乃至消失了,它最终变成美团商业版图里的一小块,面容模糊。
 
阿北还在过着他的慢日子,豆瓣依然是文艺青年最后的乌托邦。今年 3 月 6 日,豆瓣 14 岁生日,阿北转发了一条广播,“豆瓣是我跟自己交朋友的地方”,这是用户“咸”对为什么喜欢豆瓣的回答,显然也是阿北对豆瓣的期许。至于上市,他已经许久不提了。
 
事实上,商业沉浮之中,这些理想主义者不可谓不努力。
 
罗永浩曾经为了找钱去映客做直播,阿北也在不断尝试豆瓣的商业化,包括成立豆瓣阅读和飞船影业,以及后来的电商和知识付费,但他们始终与成功有段距离。这其中有个人能力限制,也是时代所趋。
 
的确,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看,这四位理想主义者创造的公司都谈不上伟大成功,但他们都曾经用力去改变,哪怕只是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哪怕结局并不理想。
 
他们身上那些藏于不确定之中的生机勃勃,具备着感染人心的力量。
 
而一个能包容理想主义者的创业环境,大概也是多数人怀念的。
 
从某种程度来看,2019 就像理想主义的中止符,有人踟蹰,有人离场,因为在此之后,无人知晓下一个旋律是激昂还是沉郁。但过往不恋,时代总在继续前行,理想主义者也尚未消亡。正如朴树在《我爱你,再见》里唱的——
 
“让我的人生充满遗憾,
 
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须更改;
 
生活在继续,舞会从来不曾停止,
 
一错再错的,这故事才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