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基建”的核心载体,“智慧城市”建设为“新基建”创造了广阔的需求。狭义地说,“智慧城市”就是使用各种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手段改善城市状况,使城市生活更加便捷;广义而论,“智慧城市”是新一代技术支撑,整合优化各种资源产生的全新城市形态。

 

然而,对于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厂商而言,无论是从狭义角度还是广义角度,“智慧城市”都是一个模糊宽泛的概念。Gartner高级研究总监相斌斌(Milly Xiang)认为:“实际上,如果我们按原有的‘市场划分’方式——‘按区域、智慧城市细分子领域、政企关系、渠道能力’等对‘智慧城市’进行划分。在方案市场化的过程中,这并不是能够支撑厂商长远业务发展的产品规划方法。尤其当智慧城市建设从“技术驱动、分散部署“”向“数据驱动、整合拉通”过度,更加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规划其产品和市场策略。这样可以帮助厂商在城市间横向复制项目经验的同时,在单个城市内寻求深化和规模化的机会”

 

在她看来,厂商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如果有合理的“市场划分”方法,能够帮助厂商优选和优化其在“智慧城市”里的项目,并且根据解决方案的匹配度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同时明确自身在生态中的定位和参与方式。



Gartner高级研究总监相斌斌


找到“主要用户”背后的“驱动因素”和“购买动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了“智慧城市”建设中频频出现的热词。在我国市场,过去建设“平安城市”、“数字城市”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经验和基础的系统,为“智慧城市”建设积累了实战经验。

 

相斌斌表示:“在我国市场,由各部委主导,地方政府立项然后提供资金支持,政策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这和欧美市场有很大的不同。”

 

她将“智慧城市”分为三个赛道:
·“议题主导”
聚焦在某一特定议题,且这个议题着重于解决单一的单域挑战,比如交通、环境或公共安全等。这也是早期智慧城市的主要方式。

 

·“创新主导”
由创新来驱动,在欧洲国家里用的非常多——通过众包方式,或者利用本土生态鼓励大家参与创新,甚至在真实生活场景下做场景开拓的尝试,鼓励非政府企业在其中运作不同的项目。

 

·“策略主导”
这是一个战略驱动的方式,有一个“端到端”的视角,且由政府来主导。在这一类里,相对来说,我们国家正在向这个方向过度。

 

在这三种模式下,厂商如何参与呢?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厂商在介入‘智慧城市’时,是拐弯抹角、经过了中间人或者其他不同渠道的,对‘真实需求’的传达和表述很多时候是间接的。所以,厂商提供的解决方案很难准确地把握用户关键的‘优先级’事项。” 相斌斌指出,“厂商需要知道‘主要用户’是谁,就能更方便地去了解Ta的需求以及Ta背后的一些购买动力和驱动因素等。”

 

她还强调:“以上三个分类对于参与厂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策略主导方式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Ta合作的更多的是一些偏大型、有集成能力和大平台构建能力的厂商,而小厂商是作为大平台之上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被桥接在上面。”

 

当前,我国市场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超过600个,初步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等智慧城市群(带)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慧城市“试验场”。

 

相斌斌讲到:“在‘策略主导’方式下,因为是由政府主导,且具有跨域特征,使得主要决策者很难是单个部门,更多的是上升到城市层面。作为厂商来说,最大的一个聚焦点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异质类的技术环境构建在一起,不管是从平台层面,还是从设备层面都需要得到解决。”

 

从疫情角度看智慧城市发展


从成果上看,“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改变现有城市的形态,也在提升城市运转的效率。这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最容易展现出来。在本次疫情中,我国落实智慧城市建设较好的城市利用高科技智能设备协助了疫情的控制。当然,疫情也在改变“智慧城市”原有的发展轨迹。

 

相斌斌表示:“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疫情加速了新技术在智慧城市的落地,比如针对居家隔离人员可以通过NB-IoT等技术实现远程的、更安全的监控,这也为‘智慧城市’进一步下沉到社区提供了一些场景化的尝试。这些小的‘单点’尝试凑在一起发挥的作用,是让政府的‘智慧城市’的决策者有更直观的感受,能够了解到新兴技术在‘智慧城市’上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疫情成国内智慧城市“照妖镜”。尽管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展很快,相关数据一度占据全球半数以上,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也问题频频。

 

疫情期间,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应对人口流动调查的信息化系统,仍然只能靠手工填表;即使在部分有软件平台的地区,也会因各部门、地区的数据不互通导致系统一度形同虚设。总体而言,基础设施薄弱、“数据孤岛”普遍存在、数据获取困难、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够等问题在疫情下都暴露出来。

 

相斌斌认为:“疫情并没有改变一些新技术在‘智慧城市’落地中的核心挑战。在疫情的这些场景还是偏终端的驱动,应用相对简单,且场景比较单一,没有复杂的集成需求。另外,方案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市场或者政府能很好的引导这些应用,相对来说它就是能够复制的。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引导或者推动,那么在疫情过后很可能有一些‘智慧城市’场景就彻底淡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同时,我们看到整合的壁垒依然要解决,因为当你大规模应用的时候,厂商必然需要和政府现有的一些业务流程和现有的一些系统去做集成。而这个集成的挑战,还是没有因为疫情的原因而得到解决。另外,疫情并没有在多场景的架构所带来的复杂程度方面去做太多的突破。” 相斌斌谈到,“还有,实际上在抗疫期间我们可以不去讲ROI,因为疫情中最大的ROI就是保证安全,挽救生命。但在疫情过后,真正落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的时候,政府和厂商还是需要考虑ROI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去优化有限的资源,并把它投放在更关键的一些领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