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26 日,美国 Globalfoundries 公司依据《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规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两起 337 调查申请,指控对美出口、在美进口和在美销售的半导体设备及其下游产品侵犯其专利权,请求 ITC 发起 337 调查,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中国 TCL 集团、海信集团、联想集团和深圳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One Plus)等企业涉案。

 


定点爆破:337 调查

根据美国《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现被汇编在《美国法典》第 19 编第 1337 节)的规定,如果任何进口贸易中存在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ITC 都可以进行行政调查。

 

如果 ITC 认定某项进口产品侵犯了美国国内知识产权,或虽未侵犯知识产权但其效果却破坏或实质上损害美国某一产业,或阻碍该产业的建立,或对美国商业或贸易造成限制或垄断,则 ITC 有权采取制裁措施。

 

中国已成为遭受“337 调查”最多的国家,2018 年涉及中国企业的“337 调查”达到 19 起,占全年案件的比例为 38%,创下 2004 年之后的新高。截止今年 6 月底,半年内,美国企业已经针对中国发起了 12 起“337 调查”申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对华发起了 9 起“337 调查”,337 调查成了敲打中国企业的常规手段。

 


杀伤性武器:301 调查

相比起“337 调查”快节奏,小范围突破来说,美国的 301 调查可算得上是重型武器。337 调查和 301 调查在内容和影响上有本质上的区别,337 针对的只是部分企业,301 针对的是整个产业。

 

301 调查是美国《1974 贸易法》的一项条款,根据该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可以对外国法律、政策或做法进行调查,与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并决定是否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执行有关协定等报复措施。对于遭受 301 条款贸易调查的对象国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着出口商品丢失美国市场份额的风险,进而影响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对中国的 6 次 301 调查

从 1990 年开始,美国就对中国开始了“特殊照顾”,将中国升级为为“重点观察国家名单”,截止目前美国已经对中国进行了 6 次 301 调查。

 

1991 年 4 月,美国政府以中国专利法缺陷,美国作品著作权、商标秘密和商标权保护的缺乏对中国发起了第一次“301 调查”。在经历 9 个月的商讨后,中美双方达成妥协,中美签订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国对改进知识产权法律作出承诺。

 

1991 年 10 月,对中国发起了市场准入的 301 调查,为期 12 个月,主要针对中国对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不公平壁垒问题,中美进行了 9 轮谈判后,1992 年 10 月签署《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

 

1994 年 6 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第三次“301 调查”,要求中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知识产权产品开放,历时 8 个月。1995 年 2 月,中美达成了第二个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1996 年 4 月,美国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对中方发起第四次“301 调查”。2 月后,1996 年 6 月,中美达成第三个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2010 年 10 月,美国开始试图遏制中国在技术前沿领域的发展,美国针对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301 调查”,主要涉及限制重要矿产出口、提供出口补贴、歧视国外货物和企业、要求技术转让等。

 

目前“301 调查”的重点就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如果把时间线列出来,我们会发现,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呈现出由低端行业向高端行业过渡的趋势,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这类“小动作”不会消停。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 301

事实上,美国的 301 不止是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那些威胁到其地位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美国的盟友也遭遇过 301 调查,日本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 24 次 301 调查,而且几乎都是日本极具竞争力的产业。

 

30 多年前,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牢牢占据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其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出口商品都以物美价廉取胜,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以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一度达到 20%,年出口额达到 240 亿美元,日本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进口国家。单是美国汽车业,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有 6 万工人失业。在日本厂商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基地五大湖区的企业出现破产,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日本的芯片产业也迅速崛起,芯片巨人英特尔在日本厂商的价格打压下,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1983 年,英特尔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时任总裁安迪·格鲁夫(AndyGrove)破釜沉舟,放弃了跟日本企业相比已经没有任何优势的存储芯片业务,全面转向集成芯片,方才起死回生。

 


1986 年,世界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居前三位的是日本电气公司、东芝和日立,前十位公司中有六家是日本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单方面贸易制裁等手段来应对日本的“经济威胁”。

 

20 世纪 80 年代,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美国对日本产品的打压从纺织品、钢铁等扩至汽车、彩电等领域,总共 24 次对日本挥舞起“301 调查”的大棒。

 

1981 年,美国迫使日本主动限制汽车出口;

1983 年,美国对日本摩托车征收高达 45%的重税;

1985 年,美国迫使日本增加进口牛肉和橙子等美国农产品;

1986 年,美国迫使日本设置半导体对美出口价格下限,保证不在美国销售廉价芯片,还要日本保证进口半导体的市场份额;

1987 年,美国对日本电视和计算机征收 100%的关税……

 

回过头来看,美国的“301 条款”打击的几乎都是日本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但是由于 “二战”之后日本不仅在军事外交上严重依赖美国,其出口行业也严重依赖美国,因此,在遭受美国贸易大棒时,日本政府选择了“让步保出口”。美国的施压,成功逼迫了日本限制对美出口、开放国内市场。

 

美国的焦虑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 美国处于高端, 中美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大家在固有的世界分工中相安无事。但随着中国在产业链条中快速向上游迁移, 逐渐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格局,所以美国必须对中国出手,如今不断来袭的贸易争端,投射出美国对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战略焦虑,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芯片波澜之下的大国制造之忧。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 337 调查会不断骚扰我国的企业,301 调查则不断逼近我国的高科技产业链,当然,从福祸相依的角度来看,有人不断监督我们,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