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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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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31 11:42: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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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使甘英千里西行寻大秦未果,中西方最初的交流擦肩而过。可这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是无法泯灭的。几十年后,当大秦使臣从遥远的西方一路风尘来到东土时,迎接他们的却已是走向没落的东汉王朝。历史的见证者秉笔记下,中西方之间有了第一次握手,那是公元166年。
  手掌间的轻然接触,迸发出激烈的火花。随之而来的也必是两种文明更为深层次的融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欧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华夏毋庸置疑地也是。就在这民族间的不断融合,两个文明得到了发展。
  
  
  思想•宗教
  
  中国人的思想原本是极其活跃的。三教九流,书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过早地形成所谓的封建“神学”,也才会出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性的人生大讨论,他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一时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而后呢?随着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当雄才伟略的秦始皇意识到这种思想“混乱”的局面即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便急需在这众多学派中扶持一个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他选择了韩非,然后是李斯。接着便焚书坑儒了。一个时代的菁华被付之一炬,是历史的遗憾。
  再后来,一个叫刘彻的年轻天子被一个叫做董仲舒的鸿儒博士所折服,从他下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神学”也终于形成。从此,一根无形的绳缚牢了中国人探索的手脚,思维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
  较之中国,西方的宗教信仰则显得单一。除了上帝和耶稣,他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较为集中与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静的天空,虽然偶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巨星闪耀,但却是难以与中国诸子的全面繁荣同日而语。基督教义开始是比较宽松的。《圣经》的第一篇,名为“创世纪”,就坚决地承认这种创造的伟大。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学也逐渐走向反动的极端,苛刻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时候,一位波兰学者挺身而出,拿着他的“日心说”的观点,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开普勒在教会的监狱里演算着行星椭圆形的运行轨迹,布鲁诺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诉说着宇宙的无限……几代英杰前赴后继,无情地将愚昧的教义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会的废墟上诞生,前途又重新变得光明。
  可在中国,当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拿着他们的著作到处宣扬人权的时候,中国却始终无法形成一股足以革旧立新的大风气。王阳明将早已变了味的儒学恶化成了心学。那时的中国正是在这样思想引导下死气沉沉。士大夫们言必称孔孟,乾嘉才子龚自珍无可奈何地慨叹“万马齐喑”,这本应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可这却现实地存在于华夏的九州土地上。
  无可否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产业革命使得西方飞越了中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位诗人在油灯下创作着他的《神曲》的时候,西方就已经迎头赶上。而古老的中国,先进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消失在了无休止的宫廷争斗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里了。
  
  
  军事•外交
  
  当文明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人殉的残酷而改用陶俑替代的时候,为何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还有那么多人目睹着血腥?为何斯巴德克的起义将士仍被活活钉死在通向首都的大路两旁?在我的主观世界里,中国文明有着它独有的温柔。
  又过了千多年。
  西方教会的警铃不断响起,西欧人不停地大喊“黄祸来了”。等他们组织好东征的十字军,迎接他们的却只有惨痛的失败。只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来自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骁骑,成吉思汗的子孙。只因为他们无论是用来制造冷兵器的炼铁术、钢柔术,还是从火铳火炮里发射出的火药,它们都来自于中国。当然,中国人有理由将它们运用得更加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派为正宗,本就注定了这个文明的内向性,也只有边远的中国少数民族才会创造这样不朽的旷世奇勋。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从罗马城下一直到中国的东海岸,辽阔的元版图。
  后来,马可•波罗来了,他的游记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寻金梦。西方人用从中国传过去的指南针疯狂地航海扩张,可在中国,指南针却被方术士用来看风水,为死者选择万年吉地。
  西方崛起,中国变得落后,利马窦来了,刮起了一股“西学东渐”之风。再后来,马噶尔尼来了。乾隆皇帝却礼貌的拒绝了他,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不需要流血的觉醒。
  狂热的西方人脑子里充斥着扩张与掠夺。中国人却总是追求着自给自足。这是历史的矛盾,渐渐变得不可调和。
  南京,刘家港。六百年前,郑和的船队在这里起锚。他与西方航海家不同,它不需要黄金或是珠宝。他只求明王朝的太平与天威的广播。没有利益的刺激,他的船队归于结束。而西方的航海事业却愈加兴旺。迪亚士知道了好望角,达迦玛来到了印度,而麦哲伦周游了整个地球。西方人在扩张中强大。郑和之后四百多年,中国王朝已变得懦弱不堪。还是在南京,静海寺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上了失败方的名字:牛鉴、耆英、伊里布。
  中国人到底是有志气的,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不会使我们屈服。勇敢的人们在寻找新的出路。一位祖籍湖南邵阳的士大夫率先喊出了“调夷之仇敌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天朝上国终于放下高傲的架子,向从前的学生学习了。
  不用不理解,为什么像拿破仑那样的伟人在滑铁卢之后也会选择投降。他本应该为他的法兰西母亲捐躯的。西方人看重的是生命,而中国人更重气节。头颅可断血可流,民族的魂魄不能丢。人活一口气,就是死,脊梁骨也得是直的!
  “用投降换回一条命以求东山在起,如果不觉得可耻,那是在你们英国。我,惟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我的脚下是中国的土地,只要有我在,就决不允许强盗的军舰在这里肆虐。无须多言,水师若败,惟有战至船尽人没而已。”1895年,身临绝境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是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手下洋员的劝降。
  
  再一次说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步需要汲取,发展需要交流,我们欣赏着其中的差异,但只有兼收并蓄,这些差异才会展现它们的另一番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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