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联通成立了新公司——数智星通(山东)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不久前,中国联通在官方App上线了“联通卫星”业务,开通后在地面通信网络覆盖不稳定或无覆盖的情况下,可提供紧急通信业务。
而五个月前,中国电信斥资10亿元成立卫星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卫星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服务、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等。事实上,中国电信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卫星通信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布局卫星通信的运营商之一。
中国移动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卫星公司,但携手中国时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推出北斗短信业务,实现在无信号覆盖区域,北斗短信发送畅通无阻。此外,更具有想象空间的是,去年中国移动还成功发射“中国移动01星”与“星核验证星”卫星,并与合作伙伴携手启动第三、第四颗低轨卫星研制。
近年来,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的快速崛起和“星链”等项目的全球扩张,中国三大运营商纷纷加码布局卫星通信业务,准备大展拳脚。然而,在这场“上天”的竞赛中,卫星通信究竟是运营商新的营收增长点,还是又一个利润“拖油瓶”?
1、卫星通信能不能赚钱?
卫星通信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无处不在”的覆盖能力,尤其是在地面网络难以触达的偏远地区、海洋、航空等场景。对于运营商而言,卫星通信的吸引力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填补地面网络覆盖盲区,卫星通信、卫星互联网能实现在无信号区域实现精准定位与通信,甚至进行大带宽应用,这一能力在应急救灾、远洋作业、野外勘探等场景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二,拓展高价值垂直市场,卫星通信在航空互联网(如中国电信计划为国产大飞机C929提供服务)、车联网、海事通信等领域具备高附加值潜力。这些场景的用户对服务质量要求高,且支付意愿强。
第三,与地面网络融合创新,运营商通过“地面+卫星”双模通信生态,可为用户提供无缝切换的体验。例如,未来智能手机可能标配卫星短信功能,甚至集成宽带数据传输,从而打开大众消费市场,成为网络连接的主流方式。
所以,卫星通信能不能赚钱?答案很清楚,能!
但至于能赚多少,对运营商财务贡献有多大,这就要结合其成本来看。
2、卫星通信成本有多高?
尽管卫星通信的前景诱人,但其高昂的投入与不确定的回报仍是运营商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NSR(Northern Sky Research)和Euroconsult等机构的研究报告,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如OneWeb、Starlink)的单位带宽成本通常显著高于地面移动通信系统(如5G)。比如,某份行业报告指出,低轨卫星的单星带宽成本约为2345元/Mbps,远高于5G基站的146元/Mbps。而SpaceX的“星链”虽成本更低,但其通过“捆绑销售”(如与特斯拉合作)分摊终端成本的模式,短期内难以被国内运营商复制。
这样一来,运营商的卫星战略就面临巨大的成本风险——
第一,卫星制造与发射成本高企。单颗低轨卫星的制造成本(含发射)动辄数千万元,而大规模组网(如千帆星座的1万颗卫星计划)需巨额资金投入。运营商若盲目扩张,可能陷入“烧钱换规模”的泥潭。
第二,频谱资源与地面网络的协同难题。卫星通信需与地面频谱资源协调,而动态频谱共享技术尚未成熟。此外,卫星信号延迟(相比地面光纤)仍难以满足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等对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场景需求。
第三,用户规模与边际成本的悖论。卫星通信的边际成本随用户规模扩大而下降,但“临界点”难以预测。若用户增长不及预期,运营商可能长期面临亏损。例如,铱星计划曾因用户规模过小破产,后通过聚焦政府与军队用户才勉强存活。
3、运营商搞卫星,是盈是亏?
卫星通信能否成为增长点,关键在于运营商能否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当前,运营商在卫星战略上的几个机会点在于:“卫星互联网+”生态、政府补贴、增值服务等。
比如,政府与行业客户优先。在消费级市场尚未成熟时,运营商可优先切入政府应急通信、军事、能源等B端市场。例如,中国移动的“北斗短信”已服务于应急抢险,而中国联通的“海星通”全球网覆盖95%海上航线,为远洋渔船、商船提供语音、数据和宽带互联网服务,中国电信的手机直连卫星业务已经有相当规模,且仍在高速发展中,这类业务具备稳定的现金流。
再如,“低成本套餐+增值服务”组合拳。借鉴“星链+特斯拉”的捆绑销售模式,运营商可与车企、设备商合作,将卫星通信模块成本分摊至终端售价。同时,通过流量包、数据增值服务(如遥感数据、位置分析)提升ARPU值。
还有,产业链协同降本。通过标准化、模块化卫星制造和供应链整合,降低单位成本。此外,卫星与地面网络的融合(如手机直连卫星)可减少重复建设,提升资源利用率。
4、卫星通信是“长跑”,而非“短跑”
基于以上,我认为,卫星通信对运营商而言,既非简单的“增长点”,也非注定的“拖油瓶”,而是需要长期战略定力的“马拉松”。其成败取决于三大关键因素:
第一,技术降本与效率提升。运营商能否通过材料创新、智能运维、动态频谱等技术突破,将单位带宽成本拉近地面网络。
第二,商业模式的闭环能力。运营商能否在B端市场(政府、行业)与C端市场(大众消费)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规模+利润”双增长。
第三,政策与资本的协同支持。政府在频谱分配、基建补贴、国际轨道资源申报等方面的政策力度,将直接影响运营商的投入产出比。
当前,卫星通信仍处于“投入期”,运营商需以“技术+资本+生态”三轮驱动,避免重蹈铱星计划的覆辙。若能把握住“全球无缝连接”的时代需求,卫星通信或将从“战略试水”进化为通信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反之,若盲目跟风、忽视成本控制,则可能沦为又一个“烧钱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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