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希通信胜诉：国产芯片出海专利战迎来“拐点”

2026年 1月24日，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337调查”（337-TA-1413）中，行政法官（ALJ）作出初步裁决：未发现康希通信及其关联方、下游客户违反《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投诉方Skyworks未能证明其产品侵犯所主张的两项美国专利（US 9,917,563、US 8,717,101）相关权利要求。对一家以Wi-Fi射频前端模组（FEM）为核心收入、正处于Wi-Fi 7放量期的中国射频公司而言，这不仅意味着阶段性解除“排除令”风险，更是一张让客户与供应链“先把业务跑下去”的关键凭证。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屡遭专利“狙击”，芯片产业更是重灾区；但近两三年，随着核心技术积累与知识产权体系成熟，一批中国芯片公司开始在海外专利战场上形成更清晰的打法：不再只做被动应诉者，而是学会在合适的法域、用合适的程序，主动拆解对手的专利与诉讼策略——从“挨打”转向“拆招”。

康希通信成长历程

康希通信发展历程，来源：与非研究院整理

康希通信的公开信息中存在两个高度关联的工商主体：2014年9月26日成立的“康希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通常被视为业务运营与研发起点；2015年8月11日成立的“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则是后续资本运作并最终登陆科创板（688653）的平台主体。这种“先有运营实体、后有资本平台”的安排，在芯片设计公司走向规范治理和融资扩张的过程中并不罕见。

从产品节奏看，康希通信的关键节点与Wi-Fi标准演进高度同频。2016年，公司发布高性能CMOS Wi-Fi FEM样品并获得英特尔资本投资，属于“技术路线获得外部验证”的标志性事件；同年8月成为GCM的全资子公司，意味着资源整合与研发投入进入更系统化配置阶段。

2017—2018年康希通信围绕Wi-Fi 5（802.11ac）持续迭代并开始切入市场，完成从“能做”到“能卖”的过渡。2019年康希通信拿下紫光展锐（UniSoC）等平台的Wi-Fi参考设计，被业内视为进入主流方案链条的关键一步：参考设计的背后不只是性能指标，更是与平台、客户共同完成调试与验证的能力，这往往决定一家射频前端公司能否进入更大规模项目。

真正的“规模化跃迁”发生在Wi-Fi 6周期。2020年康希通信实现Wi-Fi 6（802.11ax）FEM大规模生产，并进入高通平台AVL（认可供应商）体系。对射频前端公司来说，AVL意味着产品性能之外的另一层门槛：一致性、可靠性、供货稳定性以及客户协同效率。这类能力一旦建立，会显著抬升供应链地位，也会让客户更愿意把新品、主力机型或更高端的配置导入该供应商。

2021—2022年，康希通信进一步推出支持Wi-Fi 6E与Wi-Fi 7的产品，叠加市场需求与客户扩展，其在中国网通Wi-Fi FEM市场占有率从2020年的3.9%上升至2022年的20.26%。这一份额变化，说明康希通信在一个长期由国际巨头主导、进入门槛很高的细分赛道里，完成了“代际升级带动份额再分配”的阶段性验证。

2023年11月17日康希通信登陆科创板，融资工具到位后，康希通信得以把研发与交付体系扩张放在更明确的节奏上。但上市也意味着更透明的财务与经营审视。2024年康希通信实现营收5.25亿元，同比增长26.64%，但归母净利润仍亏损7143.26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累计营收5.26亿元，同比增长39.32%，归母净利润亏损3052.69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康希通信在2024年至2025年前三季度累计支出超过1亿元用于应对Skyworks发起的ITC 337调查相关诉讼及律师费用，这类一次性、非经营性的高额支出，在数亿元营收体量下足以显著“改写利润表”。

一场337调查，为什么会让行业侧目？

337调查的威慑力来自两点：节奏快、救济重。一旦败诉，最极端的后果是排除令——相关产品乃至含该模块的终端设备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更常见的打法是“产业链式起诉”：不仅告上游芯片供应商，也把下游品牌/渠道拉进战局，制造供应链恐慌，迫使客户用“换供应商”来对冲法律风险。

康希通信案正体现了这种特征：Skyworks将与康希相关的下游客户（如D-Link相关实体、锐捷网络等）一并纳入被诉范围，意图通过客户侧压力反推供应链选择。而ALJ的初步裁决至少在阶段性层面，降低了这种“恐慌扩散”的强度：对客户来说，继续合作的合规风险暂未被坐实；对公司来说，最直接的价值在于市场准入确定性与经营成本减压。

从财务端看，康希通信在2024年至2025年前三季度累计支出超过1亿元用于应对该次ITC诉讼相关费用。对于年营收数亿元规模的芯片公司，这类支出足以改变利润表节奏。初裁胜利并不自动等同终局，但它会立刻影响市场对“亏损性质”的判断：到底是商业模式压力，还是一次性法律成本拖累。

对康希通信而言，这一结果首先是市场准入层面的“减压阀”：排除令风险在阶段性内被压低，有助于稳定下游客户的合规预期，避免“产业链式起诉”带来的供应链恐慌扩散；其次是经营层面的“可预期性提升”：如果后续走向继续对公司有利，异常诉讼开支下降将改善利润端的压力结构，使外界更容易区分“成长型研发投入”与“诉讼成本拖累”的差异。

海外专利战的“新剧本”：三种典型胜诉路径

康希通信的这次初裁，并非孤例。如果回顾中国芯片公司近几年来涉及海外的胜诉案例，集中体现出三类可复制的路径：

路径一：用“专利无效”釜底抽薪——英诺赛科对战EPC

在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GaN）赛道，英诺赛科的崛起带来了更频繁的专利摩擦。2023年5月，美国EPC在ITC与联邦地方法院对英诺赛科提起诉讼并申请337调查，指控其侵犯多项与GaN器件制造相关的专利。英诺赛科的关键反击不止于“应诉”，而是同步推进专利无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下属PTAB发起多方复审（IPR），直接挑战涉案专利有效性。

2025年3月，USPTO作出关键裁决：宣布EPC核心专利之一US’294号专利的全部权利要求无效。其意义在于，这类裁决等于抽走了对手诉讼的“地基”，能从根本上重塑谈判与诉讼态势——这也是近年越来越常见的高阶打法：把战场从“是否侵权”转移到“专利是否站得住”。

路径二：在程序与法域上赢关键节点——英诺赛科对抗英飞凌

另一类胜利来自更“冷”的法律技术：管辖权与地域效力。英诺赛科在德国法院就管辖权/效力范围等问题取得关键进展，将冲突限制在特定地域边界内，避免对更大范围市场造成外溢影响。对全球化企业而言，很多时候这比一口气打到终审更现实：先控制“伤害半径”，再争取商业回旋空间。

路径三：用SEP、禁令与反垄断组合拳——华为的标准必要专利攻防

在通信领域，华为的经验更像“体系化作战”。华为与网件（Netgear）的Wi-Fi 6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在中国、德国及欧洲多个法庭获得胜诉，并推动禁令落地；这类案例的象征意义在于，中国企业不仅能在海外打赢官司，还能在关键法域把救济手段真正用起来。

同时，华为与三星的专利纠纷、以及与InterDigital（IDC）的反垄断诉讼，则体现了另一层策略：当争议不只是一两件专利本身，而是许可费率、谈判地位与市场秩序时，反垄断与SEP的结合，往往比单纯侵权诉讼更具杠杆效应——既能争“钱”，也能争“规则”。

可以说，海外专利战不再是“单点事件”，而逐渐变成中国芯片公司全球化过程中的常态成本与能力项。

康希初裁胜诉背后的行业影响？

康希通信胜诉的意义在于，它发生在射频前端这一长期被国际巨头专利与规模效应“双重护城河”覆盖的领域。337调查本身不评判企业“强不强”，它评判的是在对手最熟悉的规则体系里，你能否证明自己不侵权、能持续供货。这对客户侧的心理影响尤其直接：很多时候客户不是不愿意用国产，而是不愿意承担“被连坐”的不确定性。

因此，初裁的阶段性结论会带来三种现实后果：

供应链稳定预期抬升：客户更可能继续采用既定方案，而不是被迫切换；

成本结构有望改善：若后续走向对公司有利，异常诉讼支出下降将更快反映在利润端；

国产替代信心增强：在“能用”之外，新增一层“可在国际市场合规使用”的背书。

从康希到英诺赛科，再到华为的SEP攻防，一个更清晰的趋势正在形成：中国芯片企业的全球竞争，正在从“产品与成本”扩展到“专利质量、法域选择与诉讼工程能力”。胜诉当然提气，但更关键的是它倒逼企业走向下一阶段——高质量专利组合、前置FTO（自由实施）分析、国际化诉讼团队与多法域协同策略。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芯片出海更深，类似纠纷只会更频繁。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会遇到诉讼，而在于企业能否把专利战变成一门可管理、可预案、可反制的“系统工程”。康希通信的初裁，只是最新一块拼图——但它让行业看到，规则并非永远只对强者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