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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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盟友，更是壁垒。
2025年的夏天，硅基负极进入了它的第二轮扩产周期。
第一轮是路线之争：谁敢在多孔碳骨架上押注CVD，谁先把比容量做上去；
第二轮开始变成结构之争：谁能在万吨级扩产、出海布局和头部客户绑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护城河。
半年内，超过四百亿元的投资、四十万吨以上的规划产能涌入这一赛道，硅基负极从“少数人的选择题”变成“多数人的标配项”：
比容量普遍突破2000mAh/g，是传统石墨的五倍有余；百公斤级的流化床设备已进入产线验证；部分企业甚至宣布自建、绑定上游硅烷气产能，以示其垂直整合的决心。
作为终端企业的代表，宁德时代也不再只在内部试水，通过旗下产业基金押注少数几家初创企业，开始重塑这条新材料链条的权力关系。
最新背景下，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得更难回答了：当大家都在扩产、都在规划万吨级，究竟什么样的硅基负极企业才具备差异化优势？
反向赌注的开始
时间倒回至两年前，彼时硅基负极赛道热度初显。
基于多孔碳骨架和硅烷气、采用CVD（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新型硅碳负极，能够实现高膨胀率瓶颈的攻克，最终兼顾比能与循环性能——这一全新工艺路线的确定，让硅碳负极的产业化前景豁然开朗。
在同样的积极气氛中，有一家硅基负极做出了一个让许多投资人费解的反向赌注。
彼时，作为中科院物理所硅基负极唯一产业化平台的天目先导，已经基于长久以来纳米硅、CVD工艺上的先发认知与技术突破，完成了早期的产业探索。
而当投资人走进天目先导时，一个反复被提出的质疑摆在了团队面前：“你们为什么不自建硅烷产线？”
在那个硅烷气价格仍在每吨30万元高位的时刻，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没有掌控上游，何谈未来？
在内部经过激烈推演后，天目先导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不建。
这个决策背后，是超越技术本身，对产业周期的精密计算。
天目先导团队预判，国内光伏产业的过度扩张，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导致上游硅烷气产能过剩和价格雪崩。
天目先导认为，在硅碳负极的需求没有达到5万吨的规模之前，自建硅烷的边际成本毫无优势。
据一位内部人士回忆，“我们的战略核心，不是去赌一个不确定的原料价格，而是用有限的资源，去锁定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客户。”
现实比预想来得更快。进入2023年下半年，硅烷气价格应声而落，从30万元/吨，到15万元/吨，再到如今跌破5万元/吨。天目先导的反向赌注，开始为自己赢得满堂彩。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不止节省了巨额的固定资本开支。它向市场证明了这家公司独特的战略定力。也正是这份冷静与洞察力，吸引了最懂产业的资本。
继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入股后，2025年11月，宁德时代旗下唯一的产业投资平台溥泉资本，大比例完成了对天目先导B+轮的增投。据工商资料显示，溥泉资本已经成为天目先导外部第三大股东。
这并非单纯的财务动作，其背后是天目先导早已成为宁德时代硅碳负极材料的量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的地位已然确立。
而天目先导又一次在资本开支上“按住冲动”。
在硅烷气价格从每吨三十万元跌到不足五万元的过程中，它选择“不建”，把有限的资金压在客户验证和工艺迭代上。
进入第二轮扩产周期，它又在“去哪建”的问题上做了类似的取舍——不是在任何一个产业园里随手画出一条万吨线，而是先在河南许昌守住既有产能和工艺试验场，再把新增的大项目落在资源端的内蒙古和面向出海的浙江舟山。
2025年内，天目先导先后与鄂尔多斯准格尔和舟山签署两大扩产项目：
准格尔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规划建设5万吨硅碳负极和3万吨多孔碳产能，对接当地的能源与原料优势，适合大规模“高耗能+多孔碳”工艺。
舟山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一期规划1万吨高端硅碳负极产能，紧贴港口和中长期海外客户，更像是未来出海的前哨与中转基地。
与同时期一些企业通过自建硅烷或单点上马万吨线不同，天目先导两次关键决策指向的是同一条主线：
不重仓看上去能讲故事的上游资产，而是把资本集中在自己最熟悉、也最需要时间积累的电化学和工艺体系上。
以天目先导为引领，一个关于硅碳负极产业化确定性的新篇章，全面展开。
争分夺秒的卡位：当时间成为壁垒
战略上的耐心，必须与战术上的凶猛相匹配。在锁定客户的战略下，天目先导展现了惊人的激进。
2021年，天目先导全球首家开创性采用流化床沉积设备，并成功开发出新型硅烷气相沉积硅碳负极材料，产品性能大幅提升，随后行业内争相跟随，流化床沉积技术逐渐成为行业的主流技术路线。
同年底，为攻克CVD工艺的关键原料，创始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稳定、高品质的硅烷气源，最终与河南的硅烷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并将首个规模化量产基地定于河南许昌襄城县硅碳产业园。
紧接着，一则行业轶事开始流传：天目先导在河南许昌工厂里，铺开了上百台20kg级的小型流化床。
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笨重且效率不高的做法。但其背后，正是天目先导对产业化规律的深刻洞察：
在技术验证的初期，迭代和送样的速度，远比单台设备的理论产能更重要。
正是这一核心思路，驱动天目先导率先规模化使用小型流化床，解决了快速送样验证的难题；随即又在业内最早推出了百公斤级流化床的模型机，并持续推动更大型沉积设备的更新迭代。
“小步快跑，大步迭代”，天目先导用结果同时证明了CVD工艺的可行性与优越性，促使后续厂商纷纷跟进，应该讲天目先导对硅负极流化床技术的行业推广和设备迭代起到了突破性的引领作用。
这种近乎不计成本的激进，更是为天目先导换来了最宝贵的资产——时间壁垒。
2023年，天目先导率先向荣耀“青海湖电池”供应硅碳负极材料，此举不仅开启了硅碳负极在高端消费电子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更使其迅速成为国内五大主流手机厂商旗舰机型背后的关键材料供应商。
发展至2025年，当行业将10%以上的掺硅比例作为手机电池的目标时，天目先导已有能力配合客户实现更高比例的掺杂。
在国际市场，天目先导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于2024年底和2025年初，先后通过了日韩两家头部客户的定点审核，并已被定位为未来该领域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这标志着，天目先导成功卡上了日韩电池巨头全面拥抱新型硅碳的技术拐点。
同时，这也是全球电池企业寻求供应链安全与技术突破的背景下，一次来自中国新材料企业掷地有声的技术反向输出。
在技术密集且高度绑定的新能源电池供应链体系中，先发优势至关重要。
头部客户对新材料供应商的认证流程极其漫长且严苛，从送样到最终通过测试，往往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一旦供应商通过验证，其产品便会深度嵌入客户的电化学体系与生产流程中，成为官方备案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后续的竞争者若想替代，将面临极高的时间成本和重新验证的风险，对客户而言也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工程。
客户转换成本，正是商业壁垒的核心——而这，也正是天目先导此前采取一系列果决行动，争分夺秒抢占先机所要换取的战略成果。
淬炼的艺术：产业化需要谨慎与耐心
如果说激进卡位是天目先导凌厉的A面，那么在技术路线和规模化量产上，它则展现出深思熟虑的B面——谨慎。
如今，CVD化学气相沉积法，凭借其能将硅的粒径精确控制在2nm以内并实现均匀包覆的能力，正迅速成为行业主流。
要理解它的优越性，可以想象一个简单的对比：早期的球磨法，如同用大锤砸核桃，很难将硅颗粒稳定研磨至80nm以下，且大小不一的碎渣容易团聚，影响电池寿命；而CVD法，则像是在纳米尺度上进行3D打印，精准可控。
天目先导是这条路线最早的探索者，其产品的比容量最高可达2700mAh/g，超越了行业2000mAh/g的普遍水平，也摸到了支撑400Wh/kg以上超高能量密度电池的门槛。
其产业化思路还体现在对CVD工艺骨架——多孔碳的选择上。
多孔碳主要有两大路线：树脂路线和生物质路线。前者性能相对较好，但价格较贵，且树脂的转化效率极低，通常只有10-20%，规模化应用相对难度较大。
天目先导在持续投入树脂路线研发的同时，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成本优势明显的生物质路线（如椰壳碳）。
天目先导团队很早就意识到，一项技术如果不能大规模、低成本地生产，就永远只能是实验室的奢侈品。
尽管生物质路线在性能上存在些许差距，但通过前端迭代、后端加工工艺进行弥补，天目先导已率先跑通了其量产路径。
这种“从量产和成本倒推研发”的思维，体现了天目先导成熟的产业化思路。
还有一层决策逻辑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成本和性能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这与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中，磷酸铁锂和三元路线各自占据不同市场的逻辑如出一辙。
因此，团队认为，在没有达到千吨级以上的量产规模并经过市场充分验证之前，任何关于单一技术路线最优的断言都为时过早。
此外，在难度最高的动力电池领域，天目先导没有被资本市场的浮躁所裹挟。
其在动力电池领域的策略，体现出高度的严谨性。团队的共识是，必须先以一个稳健的掺杂比例进入市场，旨在充分识别潜在问题、摸清性能边界。
只有在当前阶段稳定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为下一代更高比例（如8%或10%）产品的推出奠定坚实基础。
这种循序渐进的思路，源于对动力电池市场零容错特性的深刻理解，这与节奏更快、试错空间更大的消费电子市场截然不同。
谨慎的底气，实际上正是源于对研发的持续高投入。天目先导拥有一支由十数位博士、四十余位硕士组成的近百人研发团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中科院物理所李泓研究员既是公司创始人，亦是坐镇的首席科学家。这在全球范围的硅负极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目先导认为，现在的研发投入，就是未来的竞争壁垒。 “你不仅要满足客户当下的需求，更要在他‘枝叶扩散’、提出各种新需求时，第一时间响应。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地平线已现：硅基负极的确定性未来
天目先导如此谨慎而长远的布局，瞄准的是一个不再遥远，且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动力电池未来。
长期以来，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存在一种误解，似乎只有磷酸铁锂和低价车型才能推动渗透。
然而，新能源革命的下半场，关键在于对30万元以上高价值价格带的渗透，而这一区间至今仍是燃油车的主导阵地。
变化正在发生。从理想推出纯电SUV，到问界M8，再到一汽奥迪在中国推出首款纯电SUV Q6L e-tron，高端车型的电动化正在2025年提速。
而它们与同价位豪华燃油车竞争的核心武器，正是源于高能量密度电池带来的优异性能。
放眼全球，传统汽车巨头的大象转身虽慢，但方向明确。宝马的“新世代”电动化平台，就将以大圆柱电池（高镍+硅基）为核心。
这证明，硅基负极已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全球高端电动化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天目先导早就深度嵌入这一进程。据了解，天目先导已与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的高端车型进行协作研发与定点定型。
对高能量密度的追求，同样延伸到了小动力和低空经济领域。在这些对电池性能要求更为极致的赛道上，天目先导也已率先卡位。
硅基负极既是当前液态电池迈向半固态电池，以实现能量密度跃迁的优选方案，也是未来全固态电池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负极材料。
这为其赋予了极长的产业生命周期，而不仅是一项过渡技术。
据测算，即便在中性预期下，在不远的2028年，全球硅负极需求量也将超过3.5万吨，对应市场空间超过100亿元。
而天目先导判断，硅碳负极在高端车型的放量即将于2026年到来，2027年则是万吨级量产的拐点。
为此，天目先导已经提前准备好6000吨级的产线与吨级流化床设备，为接下来的爆发做好准备。
从实验室到工厂的三十年
天目先导如今的领先，并非一日之功。它的根，深植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沃土。
早在1997年和1999年，中科院物理所便分别拥有了世界上最早的纳米硅专利和发表了最早的两篇相关SCI文章。
2004年，团队推出的硅碳复合专利，被纳入“十五”863计划重大成果汇编。
2005年，团队更是前瞻性地提出了用CVD法制备硅碳复合材料的构想。
然而，在那个硅烷气价格高达数百万一吨的年代，产业化无从谈起。
但这颗种子并未枯萎。以罗飞博士为首的核心团队，自2011年起便专注于硅基负极的工程化放大，积累了对硅材料和适配工艺最底层的认知。
正是这份横跨近30年的连续研发，才使得当硅烷气成本下降的产业拐点来临时，天目先导能够顺水推舟，第一个跑通工艺，撞线成功。
如今，随着硅烷气成本的下降，以及百公斤级乃至吨级大设备的使用，天目先导新型硅碳的生产成本在过去一年下降了超过30%，未来产能规模达到万吨级时，单吨成本有望进一步大幅下降。
从1997年的理论探索，到2025年的超千吨级规模量产，时间已经在这家公司身上刻下了清晰的路径：
从纳米硅专利到CVD工艺，从河南许昌的百台小流化床，到内蒙古和舟山两个各自承担不同功能的产能基地，再到国内头部手机品牌、日韩电池巨头和主机厂项目的接连定点。
当第二轮硅基负极扩产来临，头部客户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投票方式。
宁德时代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伸出手，资本只是表面，更深层的是它在负极材料体系里的长期安排——自研体系加上少数几家被“写进体系”的外部伙伴。
天目先导能站在这张名单上，靠的不是一句“技术领先”，而是过去十多年把一条新工艺从实验室拉到产线、再推向海外客户的完整路径。
他们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设备，甚至也不是累计申请的数百项专利，而是赢得的、难以被追回的时间。
而那些已经写进工艺、写进客户体系、写进产能布局里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年硅基负极的第二轮洗牌中，继续被体现在订单、议价权和项目生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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