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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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2日，中欧官方同步发布声明，宣布就中国向欧盟出口电动汽车的“价格承诺”机制达成原则性共识。此举标志着自2023年10月欧盟启动反补贴调查、2024年10月正式征收最高35.3%反补贴关税以来，这场持续逾两年的贸易摩擦进入战略缓和期，双方经过多轮磋商达成了极具建设性的“软着陆”解决方案。根据协议，符合条件的中国企业可通过承诺其产品不低于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MIP）替代被加征的反补贴税。这不仅是贸易摩擦的缓释工具，更是中欧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一次基于规则、着眼长远的理性抉择。
一、以价代税复杂规则下的机遇与挑战
欧盟发布的《关于提交价格承诺申请的指导文件》（下称《指导文件》）提出，企业可以通过提交价格承诺报价，以最低进口价格（MIP）机制替代或降低既有税负。该价格承诺仅用于替代上述7.8%至35.3%的反补贴税，企业仍需缴纳10%的基础进口关税。虽然欧盟并未撤销既有反补贴税，但给中国车企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替代路径：通过价格承诺、投资承诺等方式，换取更可控的市场准入条件。
价格承诺机制的运作逻辑与特点：
1、定价基准的科学化
最低进口价格（MIP）的设定需足以“消除补贴带来的损害”。欧盟给出了两种主要的MIP计算路径。路径一：根据调查期内出口商产品的到岸价格，再加上适用于反补贴的税额。路径二：参考欧盟内生产的、相同产品（或高度相似、对物理差异进行适当调整后的产品）的欧盟价格。
从《指导文件》要求来看，一方面，最低限价确定标准复杂，需要在满足欧方“消除损害”要求的同时，兼顾企业在欧市场的商业可持续性，并考虑不同车型在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价格承诺通常伴随较高的执行和监督成本，欧方可能要求持续的信息披露和合规报告，对企业内部管理、合规体系和资源配置提出较高要求。
2、个体化与灵活性的统一
根据《指导文件》要求，一是中国车企可以自己决定“最低价格承诺”覆盖的产品范围。二是车型和配置选项越少，价格承诺的可操作性越强。三是中国车企还可以通过补充赴欧投资（包含时间表、资金规模等）、年度出货量等承诺，进一步提高“最低价格承诺”申请的通过率。总体来看，不同企业的补贴幅度、合作程度不同，承诺方案允许“一企一策”。头部企业可根据自身产品及供应链布局情况，提交独立的定价模型。
3、审查与监管愈发精细化
欧盟设定交叉补偿禁令，明确要求出口商不得通过其他产品或渠道规避价格承诺，以避免同时出口纯电与插混车型的企业，可能通过提高纯电售价、压低插混价格变相规避MIP的行为。出口多类型车辆的企业，交叉补偿风险高，可能被重点审查。
总体来看，欧委会在评估企业提交价格承诺的可行性时，会综合考虑产品的复杂性、公司架构、销售渠道、交叉补偿禁令执行、投资承诺履约等因素，以确保机制可执行。
二、价格承诺机制的影响
1、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宝贵的“中欧样本”。本次共识树立了贸易争端解决范例，维护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中欧通过对话协商以价格承诺机制解决贸易分歧，为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提供了“以规则为基础、通过对话协商”的范例，向世界表明通过对话而非单边主义或保护主义解决贸易问题才是正途，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
2、产业合作持续深化。价格承诺机制明确将把中国车企“未来在欧盟的投资计划”作为评估价格承诺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这将加速中国车企深度本地化布局。中欧合作将从简单的“中国制造、欧洲销售”的贸易关系，升级为研发、生产、供应链、标准协同的全方位“生态绑定”。中欧汽车产业正在从竞争对手变成转型伙伴，在共同应对电动化挑战中形成利益共同体。未来，中国领先的“三电”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将与欧洲整车厂的品牌、渠道及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相结合，共同开发面向全球的产品。另外还将在电池回收、碳足迹管理、充电标准统一等绿色转型领域深化协同。
3、出海模式加速向本土化深度发展转型。依靠低成本红利和灵活战术的全球化上半场已经结束，中国企业将更快更深嵌入欧洲汽车产业以及欧洲经济。一方面是在欧的产能布局步伐，本地化生产不仅降低了物流成本和关税负担，还能更好地适应欧洲市场需求和法规要求。另外供应链本地化也将进一步深化。企业与欧洲本地供应商合作，推动零部件本地化采购，提升供应链韧性。同时，通过投资本地电池生产、充电设施等领域，完善产业链布局，增强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
4、体系化的合规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产。在当前中欧电动汽车争端背景下，合规能力直接决定企业能否获得市场准入资格。合规不再是法务或财务部门的附属工作，而是贯穿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全链条的核心能力。企业若缺乏健全的合规管理体系，将难以通过欧盟审查，并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
5、市场竞争格局可能进一步分化。头部车企凭借技术、规模与合规优势将巩固地位，而部分依赖低价策略的企业可能被迫退出，市场集中度将提升。欧洲市场的竞争维度也将从“谁更便宜”转向“谁的产品更有价值、谁的商业模式更透明、谁的合规体系更稳健”。行业集中度或将进一步提升，加速相关汽车企业的优胜劣汰和整合升级。
三、仍需警惕新的政策壁垒风险
1、规则升级风险可能从“限价”到“限产”与“限链”。如生产本地化强制要求，欧盟计划推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虽已延期，但其核心的“欧洲制造”和“欧洲优先”原则获得广泛支持，可能要求获得公共资金的企业采购一定比例（如对光伏、汽车等关键产品设定最高70%）的欧洲本土零组件。这将强制重塑中国车企的供应链布局，从“带链出海”转向“欧洲建链”，大幅增加合规与生产成本。另外，投资审查全面收紧。欧盟正修订《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将审查范围扩大到通过欧盟子公司进行投资的外国资本。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合资、技术合作乃至非控股投资，都可能面临以“经济安全”为由的严格审查，交易结构设计将更复杂，企业在融资结构上需加强合规隔离。
2、工具泛化风险，如反补贴调查的经验复制与扩大化。“交叉补贴”监管可能进一步扩大，欧盟在价格承诺中已对“交叉补贴”风险高度警惕，未来可能将监控范围从插电混动车型，扩大到充电服务、金融方案乃至智能软件订阅等商业模式，任何形式的优惠都可能被认定为变相降价。另外则是调查范围扩展，欧盟可能将调查从整车延伸至上游零部件，如电池、电驱系统、智能驾驶芯片等。一旦对关键部件发起新的反补贴或反倾销调查，将对中国汽车的全产业链竞争力构成系统性挑战。
3、合规风险进一步蔓延。一是“碳壁垒”的约束。根据《欧盟新电池法》，自2028年起，电动汽车电池的碳足迹若超过欧盟设定的最大阈值，将直接失去市场准入资格。这倒逼中国电池产业链必须在欧洲实现绿色生产或承担高昂的碳成本。二是数据主权与安全审查。智能汽车涉及海量数据。《数据法案》等法规可能要求数据存储在欧盟境内，并接受安全审查。这不仅增加运营成本，更可能触及技术核心，形成“数字主权”壁垒。三是《外国补贴条例》（FSR）的常态化管理。欧盟可借此对中企在欧的并购、投标甚至日常运营进行“黎明突袭”式调查，企业需为高频次的合规应对做好准备。如近期欧盟委员会利用FSR工具，连续对中方控股企业采取一系列密集行动，包括对中车集团和同方威视的深入调查，以及对一家中国电商平台Temu的“黎明突袭”。
指导文件的出台，是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战略转型的重要契机。面对规则约束与市场竞争的双重考验，企业应主动适应新规则、夯实合规基础、加快高端化与品牌升级，并加速欧洲的本地化布局，以实现在欧洲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与行业组织层面应加强与欧盟的高层对话与协调，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规则、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贸易环境。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该机制并非博弈的终点，而是中欧汽车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竞争与更紧密融合的新起点。未来，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将加剧，中国车企可能面临一系列更复杂的规则工具和政策壁垒。因此，企业亟需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加快将战略重心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构建系统性、前瞻性的全球合规与风险管理体系，并推进研发、生产、供应链以及数据等关键环节的深度本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