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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结合“十五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发挥汽车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支柱作用，梳理了城市汽车产业布局重点，以及新阶段打造汽车产业的关键路径。
一、发挥汽车产业支柱作用
地方经济发展逻辑需从传统依赖“土地财政”的增长模式，转向以培育高质量产业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近年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24年该项收入较2021年近乎减半，2025年1-11月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0%，地方传统“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
在其他产业面临波动时，汽车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2025年1-10月，我国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达8.88万亿元，占制造业总营业收入的9.1%；同期，汽车类商品零售额突破4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7%。汽车产业是唯一在制造业与消费双重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产业。2025年前三季度，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1.2%，显著高于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0.6%）与全国GDP整体增速（5.2%）。汽车成为地方优化产业结构、破解增长瓶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
二、提高产业转型的战略紧迫性
传统汽车城市亟需提高战略性紧迫感，应对市场变革。2005-2016年是国内汽车行业的黄金增长期，国内销量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这一阶段，市场需求的快速扩张为汽车企业提供了增长红利，尤其是合资车企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超额利润，但也使得一批传统汽车城市形成了“路径依赖”。
经历了上一轮高速增长后，国内汽车市场已进入高销量、低增长的发展周期。预计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将实现2%的微增长。行业“淘汰赛”加速演进，传统燃油车市场份额持续被挤压，甚至面临出局风险。在此背景下，传统汽车产业集聚城市在进行“十五五”战略布局时，必须放弃优越感，正视行业结构性变革，以强烈的战略性紧迫感应对市场挑战。
从全球传统汽车工业城市演进历程来看，产业转型的成败直接决定城市命运。曾为全球“汽车之都”的美国底特律，因长期依赖传统燃油车产业，未能及时顺应电动化智能化变革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陷入衰退，2013年宣告“城市破产”。而硅谷则精准把握产业变革机遇，快速集聚了特斯拉等造车新势力与传统车企创新中心，构建起覆盖自动驾驶软硬件及移动出行的完整生态，成为新一代汽车产业高地。
传统汽车城市需以超常规手段抢抓最后转型窗口。“十五五”时期，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增量的主要动力。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含出口）达到1649万辆。预计2026年销量（含出口）有望达到2000万辆，对应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全口径）将超过55%。从保有量来看，预计2026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6000万辆，在汽车行业占比提升至15%左右，到2030年占比更有望超过30%。
对我国传统汽车产业集聚城市而言，“十五五”时期是产业转型的最后窗口期。若未能抓住此次机遇实现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经济下滑的风险。“十五五”时期，传统汽车城市需要以超常规的战略布局、资源投入与政策创新追赶新能源、智能化趋势。
三、营造汽车消费“虹吸效应”
围绕汽车消费打造城市经济增长新动能。从实践案例来看，成都2024-2025年推出的多轮汽车消费奖励活动，2024年累计受理消费奖励申请8.22万笔，直接拉动汽车消费158.78亿元，成功吸引周边区域消费者跨城购车；合肥市聚焦新能源汽车消费场景优化，截至2025年6月底，建成各类充电桩28.21万台，车桩比达到1.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完善的使用配套推动新能源汽车销量走高，2025年合肥市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超18万辆，渗透率接近60%。消费环境的改善对拉动新能源汽车起到显著助推作用。
“十五五”时期统一大市场建设及消费税改革，将有利于激发城市扩大消费的内生动力。若汽车消费的相关税收能足额留存地方，不仅能为地方带来稳定的税收增量，更能从利益绑定层面激发其优化消费政策、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消费服务质量，让汽车消费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
四、打造由内向外的外向型经济
汽车产业在对外贸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汽车及零配件出口额达1.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3%；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表现尤为突出，出口额达5014亿元，同比增幅高达50.6%，占汽车出口总额的49%，在出口“新三样”总额中的占比亦达39%，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沿海城市可凭借临港、自贸区等区位优势，以新能源汽车出口作为主导产业进行布局。过去我国传统汽车产业集聚城市多以“由外向内”为核心，聚焦吸引外资企业在华建厂并服务于国内市场。而当前汽车产业正转向“由内向外”的新范式，核心是围绕新能源汽车及上下游零部件、动力电池、配套配件等领域，打造专业化新能源汽车出海基地与外向型产业园区。为支撑这一转型，需依托自贸区政策优势，在结算便利化、税收优惠、物流配套等方面优化政策供给，构建适配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全球南方国家具备巨大合作潜力。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1-10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新能源汽车141.8万辆，占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量约70%。东盟受益于政策开放与本地化制造推进，成为最具确定性的长期市场之一，以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为重要出口区域。2025年1-10月，墨西哥出口量达48.3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市场。
五、助推跨国企业本土化转型
跨国汽车企业实现更好在华发展不仅关乎企业本身，也将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的产业能级与经济稳定性。跨国汽车企业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整车企业方面，当前在华运营跨国独资、合资整车企业约45家，占到中国车企总量的40%。零部件企业方面，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10万家，其中跨国独资、合资零部件企业超过1万家，且在高端乘用车配套零部件领域市场占比超过60%。跨国汽车品牌与自主汽车品牌的市场结构特征呈现“剪刀差”式调整，2025年合资与外资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为31.5%，较2020年下降约30个百分点。
如何调整在华发展战略、适配中国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环境，成为跨国汽车企业维持竞争力的核心命题。
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助力跨国汽车企业深度融入中国市场。一是积极引导并支持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独立研发机构，聚焦中国市场需求开展针对性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例如大众汽车专门成立中国技术研发中心（VCTC），并量身打造适配中国市场的电动汽车CMP架构。二是推动跨国企业融入本土科技生态。以往部分跨国车企在华产业生态相对封闭，更倾向在华生产的本国供应链企业。智能化时代，中国在大模型、软件、数据等领域已形成全球领先的独特生态优势，地方政府应搭建对接平台，助力跨国企业需通过股权合作等模式融入本土科技生态。三是推动管理决策本土化落地，支持跨国企业将核心管理权限向中国团队倾斜，鼓励其将全球董事会、区域核心决策会议等关键议事机制放在中国举办，以更贴近市场的决策模式提升运营适配性。四是拓宽本土资本市场对接渠道，支持跨国企业在华业务板块在国内的上市融资，深化其与本土资本生态的绑定。
六、培育汽车产业高科技新主体
汽车产业依赖规模与成本驱动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需要构建新发展模式。2023-2025年汽车制造业利润率整体持续走低，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2023年为5%，2024年降至4.3%，2025年1-9月虽回升至4.5%，仍低于同期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的6%，行业呈现出“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特点。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加速探索高科技、高盈利、高价值的新发展模式。
新发展模式的构建必须依赖新主体。传统主体难以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自我革命，既缺乏向高科技转型的动力，也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储备与创新基因。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正是依靠互联网跨界新势力等新主体打破了传统产业格局。当前智能化时代，芯片、人工智能、软件算法等领域的科技企业，甚至部分具备高科技属性的整车企业，才是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核心支撑。对区域发展而言，需要主动拥抱新力量，重点培育“小而美”的科技冠军企业，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通过人才引育，搭建创新栖息地。
匹配与新主体相适应的产业管理模式与资本生态。在技术迭代加速背景下，汽车产业“研发与制造分离”已成必然趋势，正如苹果不设自有工厂却主导全球手机行业，未来车企核心竞争力将聚焦科技研发与产品定义，生产环节可实现专业化分工，既降低重资产运营风险，又能集中资源突破核心技术。新主体发展离不开“科技-产品-资本”闭环。仅靠终端消费难以支撑持续的高额研发，需依托健全资本市场，实现科技价值向资本价值转化。例如，英伟达5万亿美元市值既彰显技术实力，更形成反哺研发、驱动生态扩张的良性循环；国内宁德时代、华为等企业的高估值亦印证这一逻辑。地方需强化资本对接，为产业转型提供资本支撑。
七、打造多元产业融合生态
围绕汽车新需求，构建新型汽车供应链。进入智能化阶段后，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等前沿技术，往往率先在汽车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使汽车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落地验证和商业化转化的关键载体。以激光雷达为例，2020年其平均价格仍达8.2万元，随着智能汽车领域的规模化应用，2024年价格降至3900元左右，2025年部分产品价格进一步下探至1400元左右。
“十五五”城市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中，需重点推动现有科技力量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围绕汽车轻量化、智能化等新需求，从电子、材料等外部领域导入适配的科技力量，构建新型汽车供应链。
依托汽车供应链技术与产能基础，导出一批聚合供应链企业。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与智能汽车的关键零部件通用性高达70%，为技术跨界复用与产业延伸提供了天然条件。整车及供应链企业正加快向机器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方向布局。例如特斯拉Optimus机器人采用与FSD（全自动驾驶）相同的端到端神经网络训练及FSD芯片，英伟达Orin、Thor系列芯片兼具智能驾驶与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同时，无人机、具身机器人与智能汽车可在巡检、物流、出行等场景实现融合应用。
八、把握技术创新机遇
围绕新一代电池，把握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产业化机遇。当前，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正逐步收敛至以硫化物为主的方向，氧化物、卤化物等技术路线也在持续推进研究。预计2026-2027年，全固态电池进入小规模量产与装车示范阶段，电芯能量密度有望达到350-400Wh/kg。到2030年前后，具备初步规模化应用条件，电芯能量密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至400-500Wh/kg。产业链企业正加快推进全固态电池产业化布局，如国轩高科全固态金石电池处于中试量产阶段，已启动2GWh量产线的设计工作；2025年4月，上汽集团表示其首款全固态电池“光启电池”将于2027年落地。
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应用迎来放量关键节点。随着材料体系、制造工艺和应用场景逐步成熟，钠离子电池上下游产业链正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初具规模。从中短期看，钠离子电池有望在储能、部分低成本乘用车等场景加快应用。预计到2030年，产业逐步形成钠离子与锂离子电池互补发展的格局。城市需加快围绕新型电池布局上游先进材料、高端设备及生产工艺。
“一大一小”两类芯片与软件已成为汽车产业高价值环节的核心支撑。一方面，大模型与大算力芯片是支撑高阶智能驾驶的核心基础。伴随VLA/世界模型技术在智能驾驶领域的规模化应用，车端算力需求将攀升至1000TOPS。
另一方面，小的控制芯片与相关算法的战略价值同样不容忽视。MCU控制芯片广泛覆盖车辆门窗控制、雨刷调节、智能照明等各类场景，应用密度极高，与智能控制算法结合也将为汽车产品带来巨大的价值提升。例如，智能照明系统结合控制芯片与控制算法，可实现颜色、亮度调节、氛围营造等个性化功能，可使照明产品整体价值提升至8000元左右。音响系统结合控制芯片与智能算法可实现声场屏蔽，为后排成员打造私密的交流空间。
“一大一小”两个领域成为提升汽车产品价值的关键。车辆声、光、电等细分功能场景中，均蕴含大量新技术机遇，相关创新企业是城市挖掘产业细分赛道的重要方向。
九、拓展汽车先进服务业
汽车后市场服务空间持续扩大。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智能新能源汽车后市场规模约1.9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突破5万亿元，在汽车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体量。
智能新能源技术正在催生全新的后市场服务业态。在补能领域，车网互动技术（V2G）推动能源服务模式创新。预计到2030年，V2G可调度容量将达6亿kWh，且随着V2G与光储充、车电分离等新模式的深度融合，车端与电网协同的系统价值有望进一步释放。软件服务OTA（远程在线升级）已成为整车企业的常态化服务，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优化用户体验，成为后市场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传统后市场服务业态也在技术赋能下加速升级。在车辆维保领域，随着L3、L4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无人驾驶车辆对维保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提出更高要求，无人化维保成为行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实现与自动驾驶技术的同步发展。在保险领域，聚合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重塑了风险评估与产品设计逻辑，新技术、新场景催生出更多元的保险产品。如2025年3月，广汽集团旗下众诚保险推出“智驾险”，最高保障达300万元；2025年9月，中再产险与太保产险共同发布“低空经济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创新成果。
执笔人：张永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