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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重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调。当前正在被打破的，就包括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新的秩序将如何，充满变数。大国间博弈战略和策略的选择，决定新秩序的基本方向，也决定了大国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在大国的博弈中，军事层面的胜负只是重建的新起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建才意味着新秩序的真正重建。因此，供应链的竞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成为大国间实力较量的关键战场。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并尽早谋划供应链攻防战的战略和策略。英国物流专家、克兰菲尔德大学教授马丁·克里斯托弗预言：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狭义的供应链是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原料产地、制造工厂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的协同。更加广义的供应链包括水电煤气、通信交通、食品医疗等，维持人们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物品与服务的供给，是社会赖以存续的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销售开始跨越国界，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各国的经济关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供应链在全球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相互刺激、相互攻防的互动局面，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不仅意味着供应链管理难度加大，也意味着供应链在国际竞争和博弈中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8年3月，中兴通讯受到制裁的时候，《供应链攻防战》一书的作者林雪萍先生就敏锐地感知到科技战已经打响，并且认为有必要从“供应链攻防战”地角度来看待全球制造业的变化。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林雪萍先生开始找各界人士调研了解供应链的深度信息，在十几个行业中穿梭，学习不同的行业机制和相同的规律，逐渐形成了对全球供应链演变、特征和供应链攻防的战略、策略的深刻认识，并撰写了《供应链攻防战》这一极具启发性的作品，成为了指引我们认识当前产业发展和大国竞争形势、挑战及应对路径的重要指南。
在阅读本书前，笔者及团队成员在广东和福建等地围绕纺织鞋服产业的发展做了一些调研，大量的问题也和供应链相关。在阅读此书之后，不仅产生了共鸣感和碰撞感，也让笔者的视野在激荡和混乱的形势迷雾前变得更加明晰。因此，想在此文结合自身的调查研究和《供应链攻防战》一书的阅读，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01. 背景：从全球化1.0到2.0
林雪萍先生认为，从全球化的1.0进入到全球化2.0，即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是供应链攻防战发生的主要背景。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被排斥在以欧美主导下的全球经济秩序之外。此后，中国以“超级工厂”的身份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中。依托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工业体系建设，广阔的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勤奋能干但成本不高的劳动力大军、土地公有制等优势，中国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理想的制造外包目的地，逐渐成长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低附加值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一种强合弱竟的关系。这一时期，全球供应链的布局以效率优先。随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升，中国开始不断向高附加值领域进军，再加上西方国家因为制造业外流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负面后果逐渐显现等一系列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全球化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全球供应链的运行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安全优先。疫情暴发和全球爆发多点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这一时期，中国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除了卡脖子以外，还要面临制造回流、平行供应链（将中国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或者靠近美国的墨西哥等国家）的竞争。关于平行供应链竞争对中国的威胁和冲击，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印度、越南和孟加拉等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与中国竞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较强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庞大的市场等等），目前大量的产业转移都只是组装环节的转移，只是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并不对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构成威胁。不少流出的企业回流中国，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林雪萍先生承认中国供应链被替代并不容易，但同时强调不能轻视平行供应链对中国的威胁。一方面，不能低估后发国家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不能低估发达国家建立平行供应链，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决心。这一点，在纺织服装行业得到了证明。在孟加拉从事纺织服装贸易的从业者提出，作为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之一，虽然孟加拉国在政权稳定性、宗教问题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劣势，但因为税收方面的优势（可免税进入欧盟27个国家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再加上发达国家市场的相对高利润，反哺着企业，并推动企业不断成长，不少企业的服装生产质量比国内很多企业都高。
不仅如此，孟加拉国举国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对纺织服装的政策支持力度大，特别注重纺织产业工人的培训和产业教育，纺织产业发展迅速。虽然当前人工成本因为定期的工人运动等因素在不断上升，但有从业者提出，即使孟加拉国纺织服装产业出现了严重问题，回流到中国的可能性依然较低，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可能会成为替代选择。毕竟供应链多元化的战略使国际品牌分散到其他地区，选择更为稳定的生产基地。随着平行供应链不断成熟，其角色就会从备胎转变为替代，中国如果不积极参与平行供应链的建设，就可能被排斥在平行供应链之外。原有供应链则会因为短期内发达国家市场快速萎缩而出现竞争力下降的情况，尤其是在后发国家的市场质量和市场体量上升的速度跟不上发达国家市场萎缩的速度时。推进国内供应链竞争力提升，在纺织、印染和机械设备等环节积极嵌入到平行供应链中，维系中国主导下的供应链和平行供应链的能力差距，以中国纺织基地为中心的“供应链卫星模式”就会一直存在，中国的供应链竞争力也会得到保存。
02. 供应链攻防战的三个基本面向
面对新的形势，要积极开展供应链攻防战，离不开对供应链高效运行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林雪萍先生基于不同行业机制的深入研究，总结出了供应链的三个特征，即连接力、控制力和设计力，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供应链攻防战的几个基本面向和主要发力点。
1、连接力
“供应链的连接力，代表了企业之间（和供应链之间）互动的紧密度，决定了供应链的效率和经济流动的活力”（本书67页），被视为供应链高效运转的关键因素。对于中国制造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制造的优势，经历过政策优惠、人口红利的阶段，如今进入到“供应链红利”的阶段，体现在产业的关联性、互补性和易得性上，即供应链的连接力上。具体而言，供应链的连接力主要包括以下内涵：第一，供应链的完整性。即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齐备，相互配合完成产品的生产。在产业内是指上下游企业齐备并相互配合，产业外则还需要保障生产的其他要素能够及时跟进，比如物流。在疫情期间，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影响供应链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状况，都可能导致生产瘫痪。
当然，在整个供应链中，不同企业对于供应链完整性的影响并非均质的。链主企业，包括界面型，工程技术型和制造型链主企业是供应链完整性生成的前提。在链主企业的带动和引领下，大量中小企业配合其生产，并且发生连接。其中直接面对用户和市场的界面型企业，大多数时候都因为占有市场而在供应链的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个地区供应链形成并稳定发展，变得不断完整的重要前提。链主企业固然重要，但是配合链主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同样重要，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低价值、低技术环节的企业。书中提到的福特汽车的例子就十分典型。2022年福特汽车行情正好，大量经销商等待退货，但是生产车标的供应商因为环保问题被责令暂时停止运营，结果导致福特汽车不能按时交付，因此不仅需要额外支付10亿美元的成本，还因此市值蒸发近500亿元人民币。
这说明，一方面，供应链中企业的价值并没有高低之分。另一方面，供应链的完整性不仅仅意味着每个环节都要有，而且还要保证一定的数量，以避免某个环节中特定企业出现意外，影响到整个供应链的运行。第二，供应链不同企业的黏性和联动性。供应链的连接力，不是一日生成的，建立在不同企业因长期合作、相互依赖和利益嵌入等机制，彼此之间黏性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黏性不断增强，企业之间彼此信任，预期趋于稳定，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还为整个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企业间黏性强化的机制多种多样，有些甚至看起来很传统，在纺织服装产业尤其典型，晋江纺织鞋服产业存在大量家族企业，这种家族企业不仅表现为企业内部的家族管理（尤其是企业发展早期），还表现为品牌商往往会支持家族成员组建新的公司，担任主要供应商的角色。广东海珠区的湖北村，普遍存在上下游企业都是老乡的情况。
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看，供应链安全愈发重视，经济下行背景下，大中型企业降本和寻求更多利润增长点需求不断上升，垂直一体化，将供应链上其他企业或者环节内化，成为了很多企业普遍的做法。并不存在唯一高效的强化企业间黏性的方式，不同行业对供应链连接力的要求不同，要结合不同企业的特点和不同经济形势来做选择。企业的黏性增强，伴随企业的联动性增强，表现为设计研发企业、制造企业和销售企业之间的联动性。设计和研发企业的创新，需要和制造能力联动。销售企业的营销目标，也需要其他企业配合。销售企业对设计企业、制造企业的要求，也会倒逼其他企业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会形成复杂的知识、信息和能力交换，使得供应链上不同企业从中受益，在不断的良性交互中实现整体性的提升，进而整个供应链的连接力和竞争力得以强化。这种知识和信息交换，相互拉动的效应，构成供应链连接力的重要内容。知识流动和相互拉动效应强，也成为了供应链连接力强的重要表征。而这建立在企业之间相互信任，黏性较强基础上。从这一点出发，最低价中标可能是一种降低企业黏性的做法。因为它将容易将供应链的伙伴关系降格为货物往来，而且让企业间的关系变得脆弱和可替代。这是产业竞争内卷的重要内涵。在经济下行期，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低价竞争发生日益频繁，这一问题尤其需要警惕。第三，供应链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不同供应链之间并不是平行的，互不相关的。不同行业的“供应链具有行业溢出效应，在不同产业之间形成交叉支撑点”（本书85页）。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看，体现在原料和制造能力、劳动力等各个方面。在服装行业，这种情况普遍发生，一个从事差别化纤维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同时为服饰、鞋类及家纺，甚至纸品行业提供原料。一个从事智能切割数控设备的企业，同时涉及服装、制鞋、汽车、家电、家具、包装、复合材料和新能源等领域。近来发生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山东威海的光威集团作为渔具厂，却生产出了军工企业所需的碳纤维。这一方面是因为行业的相近性或者某种相关性，企业的某种知识和能力在不同行业具有通用性，能够在简单调整基础上实现知识使用的牵引；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和能力不仅能够在企业之间流动，也能够依托企业间的流动，在不同行业和供应链之间流动。
依托行业的溢出效应，某一供应链的企业往往会成为支撑其他供应链高效运行的重要环节，供应链在一个个这样的节点实现知识交换和相互促进。这一供应链网络，也构成创新快速转化为制造能力的基础。新的市场需求和创新依托既有的供应链，裂变出新的行业和供应链，既有供应链体系愈发丰富和多元，创新转变为制造能力和产品的效率越高，新的供应链也能够愈发快速生成和成长。行业溢出效应，往往建立在行业和供应链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基础上。中国工业体系十分完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包括41个大类和666个小类。如果将供应链堪称一组庞大且精密运转的齿轮，每个企业就是其中的一个个小齿轮，而供应链齿轮组的叠加，呈现出国家制造能力的整体面貌。齿轮组越多，相互啮合密度越高，相互竞争，不断进化，才形成了中国制造所特有的超级连接力，这也正是大工业化的效率源泉（92页）。第四，供应链的回应性。供应链的回应性表现为上有企业对下游企业，产销主体对消费者需求的回应速度和能力。因为越是供应链上游的创新者和研发者往往不直接直面消费者，如果供应链的回应性差，那么很有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能有效回应市场需求。整个供应链的回应性，首先取决于界面型链主企业，高效选取并回应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其作为用户和供应商制造需求。需求表达、需求抓取和需求从消费到生产的转变，要经过一轮轮的传递和转换，才能够将回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制造出来，每一个环节都要尽量降低偏差。供应链上不同企业需要通过一次次基于特定需求回应的合作、磨合，不断提升整个供应链的回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需求尤其是最新、最大众性需求的抓取和回应，本身也构成对供应链连接力成长和竞争力提升的反哺力量。而中国有最大的市场，决定了中国用户提出需求的大众性，并且随着中国消费能力提高，市场质量不断提高，愈发前沿的用户需求往往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中被提出来，而中国本土恰好又有最为丰富和多元的供应链体系。一个从事智能切割数控设备的企业家分享企业从购买发达国家设备发展成为向发达国家输出设备的成功经验时提到：创新永远来源于需求。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需要的柔性切割方案不同，对于产品也会提出各种“刁钻”的需求，面对这些需求，外国系统制造商出于技术领先的自负或者出于距离太远等原因仅仅扮演教客户使用设备的角色，对企业客户的需求回应并不积极，而中国企业则会选择积极提供解决方案，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优化设备，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下面是企业家的原话：我们能够赶超，除了勤奋以外，更因为我们运用场景更加丰富，所有的创新都是来源于现场。产品好不好，用的人是最清楚的。国外的机器，卖给中国或印尼，只是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我们国内的客户，他们都要找茬，这样才有条件说，延期三个月付款。每个企业都会这样。你不停给我提要求，我才能够不断创新。第五，供应链的地理临近性。企业之间、供应链之间的地理临近性，企业之间的互动因为距离缩短而降低，会进一步强化供应链完整性的积极效应，供应链黏性和联动性也会因此增强，不同供应链之间发生各种化学反应的效率也更高，供应链的回应性也会更强。地理临近性，使得承载丰富多元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在一个地区聚集，知识和技能流动、创新的速度加快，最新需求的孵化和及时回应，叠加规模效应支撑下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这些正是强调产业集群的重要意义。分布在发达地区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之所以具有竞争力，一个重要的因素供应链上几乎所有要素都在一个空间集聚，每个环节联动和协同的效率极高。以中大纺织城为中心的面辅料市场，结合分布在30分钟车程内的城中村的大量制衣村和大量服装市场，再加上机械设备和物流等配套能力的跟进，使得制造需求发出到成衣到手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一些快反的小单只需要半天的时间。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区分不同地区或者城市竞争力，多元且相互关联的供应链在特定地区积聚，往往比那些只有单个行业和供应链上不同企业积聚的地区更有竞争力，前者的区域发展往往更有活力，拥抱新赛道的可能性更大且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强。这些供应链不仅包括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大量甚至更多是传统产业供应链。很多战新产业也要建立在传统产业供应链丰富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发展。从这一点出发，也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大城市包括超大城市的传统产业。深圳的创新能力，离不开深圳和东莞范围内积聚的多元供应链，广州的新赛道发展能力，同样要依托广佛两城的多元供应链。这构成大城市经济带的重要内容，在大城市经济带内部，如何为丰富和多元的供应链提供多元且匹配的空间，也是当前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更新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实践中，为了进行所谓低效用地（往往以亩均税收为指标）和低效空间改造，一些破坏供应链多元化和丰富性的城市改造正在发生，尤其是一些针对亩均税收往往并不高的所谓低端和传统行业供应链具有破坏性的城市改造正在发生，应该从供应链连接力提升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些改造。
因为供应链的超级连接力，作为供应链攻防战的基本面向，是中国应对供应链攻防战时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形成一定反制的重要前提。实际上，进入后福特主义时期，供应链高效运转基础上的“小单快反”即定制化和快速反应，成为产业运行的基本模式，也成为了产业竞争的重要面向。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供应链高效运转基础上的小单快反以实现成本降低也变得愈发重要。在这一背景下，供应链的连接力，作为支撑小单快反的重要基础，也变得愈发重要。在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代表的快消品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制定产业政策和城市经营策略选择时，都应该充分重视保存这一优势，而不是损耗这一优势。
2、控制力
控制力，是领先公司能够获取最大价值的关键手段。控制力的实现路径是多元的，通过掌握关键一项或者多项关键技术，通过制定标准或者规则建立领先者的联盟从而将后来者排斥在技术分享和流动之外，或者依托技术、资本和品牌能力等，独占高附加值市场甚至从领先公司的发展需要塑造市场，从而获得对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话语权。先发国家往往在供应链的控制力上占据优势地位。在平常时期，控制力是获取最大价值的手段，当供应链攻防战愈发激烈的当下，控制力本身就成为了遏制后发国家发展，避免其威胁先发国家的“武器”。一旦某个后发国家有可能或者被认为具有威胁，就会成为供给对象。中国成为当前先发国家“使用”控制力来发动供给的主要对象。第一，关键技术的控制。卡脖子问题，便是这一问题的直接表现。在书中，林雪萍先生丰富了我们对卡脖子问题的理解，将其生动概括为“造不出来”，“嵌不进来”和“用不起来”。“造不出来”主要表现为缺乏某种技术，支撑某种技术的一条供应链或者多条供应链多个环节的技术缺失，和大系统的设计和集成能力（这些能力将制造能力、面向用户的营销能力与供应链调度能力结合）的缺失。以芯片问题为例，关键问题是支撑特定精度芯片生产的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比如光刻机制造不出来，而光刻机背后则涉及机械、材料、力学、热学、光学、电学、控制和软件等众多学科的渗透融合，还需要进行超精密复杂综合大系统的精密设计。因此，芯片背后的控制力，包括局部技术的核心外协，加上系统设计和系统集成的核心自控所形塑出的“供应链复合体”（158页）。
“嵌不进来”，是因为新玩家无法打破既有的供应链已经形成的产业秩序，缺乏一种供应商的生态控制力。很多时候，这种无法嵌入往往建立在领先公司的利益联盟和刻意制造的“技术套锁”基础上。这些策略与技术上的领先优势相互强化，使得领先者所建构的技术壁垒变得愈发坚硬。而“用不起来”，主要是因为产品生产出来之后质量可靠性不足。质量的可靠性的实现，往往需要依据大量的实验数据，这需要长期投入，也需要实验数据的测试环境是否接近用户使用的真实环境。科研碎片化、短期化，科研成果的测试环境过于单一化，或企业长期投入能力和动力不足，都可能会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第二，关键市场的控制。关键技术的控制，其最后的目标都是为了占有高附加值市场，将后发国家排斥在高附加值市场之外。而市场控制的方式，除了掌握关键技术以外，方式十分多元。中国工业体系非常健全，市场覆盖能力较强，但总是因为在一些细分市场方面缺乏深耕而被诟病。其背后的问题是，细分市场往往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即市场太小，没有成熟的供应商，企业只能够自行研制大部分部件，投入产出比很低。而领先公司尤其是一些背靠大资本的领先公司可以依托先发优势和强大资本投入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在小而细分的市场占据垄断地位，获得垄断收益。品牌化也是控制高附加值市场的重要方式。品牌化往往以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支撑，但是很多领域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这些领域品牌化就成为了市场控制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方式。服装产业就比较典型。品牌化是一个重资本的环节，品牌打造需要持续且大体量的资金投入。在这个基础上，制造能力不断跟进并被反哺。因为品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因此文艺宣传和意识形态控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品牌打造方面也具有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先发国家的领先公司依托先进电影工业和高度自觉的意识形态输出，伴随大量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的打造，将其产品具有先进性这样一种认知烙印在国内外消费者的意识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制造稀缺性的策略和阶层分化，进一步细分了品牌市场，将高端品牌显化，并将品牌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依托品牌化战略实现高端市场的控制，正是先发国家和领先企业能够控制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建立平行供应链的前提。这也建立在多元甚至跨界供应链深度配合基础上。第三，关键标准的控制。制定标准，一开始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逐渐演化为领军企业占领利润制高点的常见手段，甚至会成为限制后来者的武器，同样能够形成对供应链的控制。标准具有集体性和国家性，这决定了依托标准来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实现对供应链的控制，一方面，需要关键企业之间的联合。“通过锁定一个标准，将关键的供应商伙伴绑定到生态圈中。标准制定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未来供应链利益分配的大彩排”（本书180页）。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国际化标准层面，需要国家的积极参与和介入。标准的成功建立需要大量投入，收益周期长，不是企业能够承受的，而且标准国际化往往建立在国家间建立某种同盟关系的基础上，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而且是懂技术、懂标准、懂外语、懂人情世故的专家团积极参与国际会议，提高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影响力，从而确保提案能够通过。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占主导地位。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由于其先发优势、技术领先优势，能够对国际标准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美、欧、日作为价值共同体也更容易形成联盟，进而限制后发国家或经济体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因为标准需要有检测机构进行认证，并发放合格证才能够得到认同。标准认证的权威性，建立在用户端经过长时间的认知磨合基础上，还需要有能力建设一套检测体系的认证机构。作为一种高浓度的知识服务机构，需要懂得制造的咨询顾问，还需要巨额投资购买先进仪器，核心技术，才能够保障其领先性。依托技术和标准国际化方面的领先优势，先发国家在标准的检测与认证方面也保持了领先性，进一步强化了先发国家在标准国家化方面的优势。后发国家在突破标准限制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从内部来看，包括技术领先的领域有限，自身对于标准国际化的不重视，标准国际化的相关专家培养没能及时跟进，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又不懂技术的情况十分普遍等方面。从外部来看，中国要面对的是先发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后者在依托标准来限制后发国家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针对中国使用标准武器的动力和自觉性都很强。第四，由连接力转化而来的控制力。在对供应链的控制方面，先发国家的领先公司具有全方位的优势。在拥有控制力的基础上加强供应链的连接力，会进一步强化先发国家对供应链的控制力。除了制定标准和贸易规则以外，还有一些企业会选择反标准化，尤其是在一些细分市场，进而加强供应链共同体的连接力和对外的排他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并不是完全没有获得控制力的可能。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在技术和品牌化、标准等方面正面迎战以外，依托连接力从而实现控制力的提升，是比较可靠的路径。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外包和供应链迁移普遍发生，企业为回应股东增长利润的需求追捧轻资产运营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外包。虽然一开始被推出去的是低端制造，但是却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创新源头和制造现场的深度连接被削弱。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如果丢掉传统制造，整体供应链就会变得昂贵，也会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受到拖累”（本书165页）。另一方面作为制造承接地区的后发国家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技术群的控制，包括大量所谓低技术环节的控制，也可以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力进行一定的反制。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反过来吸引了大量先进企业进入后发国家，新知识和技术进一步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外溢，供应链的连接力得到不断发展。从市场角度看，后发国家也可以依靠所谓中低端市场的占领和孵化来实现制造能力和供应链连接力、控制力的提升。中国有最大且消费力不低的C端市场；在发达国家中低端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尤其是跨境电商的发展；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在后发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也在进一步提升，通过基建出海等对后发国家市场具有培育作用的措施，也达到了制造增量市场的目的。
此外，中国健全的工业体系，同时作为近几十年最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使得中国拥有了最大的B端市场，也意味着中国成为了关键技术的主要用户，中大量企业正是以服装产业为代表的所谓传统制造业企业。这一优势使得我国因为关键技术被控制时能够对领先企业构成一定的反制。这些都是中国实现控制力和连接力相互强化的基础。
3、设计力
供应链连接力和控制力的实现，很多时候需要领先企业和链主企业的主动谋划和设计。在一些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的领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赛道上，则高度依赖国家的力量。在全球供应链愈发强调安全，大国间供应链攻防战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国家的参与变得愈发重要。设计力的实现，需要国家就供应链攻防战的战略和策略进行顶层设计。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建立战略和策略执行的组织体系。在具体的重大技术突破时，则需要依托政企学各界参与的大工程组织开展联合、集体攻关，还需要从供应链的系统性出发，对供应链进行高效整合和调度。第一，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产业选择是供应链设计力的起点。在关键的技术迭代时期甚至是工业革命即将发生的前期，一个国家如何选择和培育自己的优势产业，保留和强化哪些供应链能力，是供应链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一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新赛道，往往充满大量不确定性。领先企业与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联合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远远不够。除了要解决技术研发投入大且不确定性以外，技术的产品化需要整个供应链的支撑，新的市场发育无法跟进，产品使用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汽车产业最为典型。要打造汽车强国，需要在产品品种和产品性能上提升竞争力，不仅需要掌握核心技术（产品平台、动力总成、汽车电子、新能源信息化和智能化等领域），还需要相匹配的制造能力，供应链能力，销售及售后服务能力，基础工业水平（原材料、装备制造、机械制造、电子等）和众多高水平汽车人才，直接相关的国家级管理部门就有12个之多，涉及产业、交通、环保、财政、税务等多个系统。再加上后发国家往往更容易遭遇先发国家及其领先公司的针对。如果缺乏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新技术的突破和新赛道发展将会举步维艰。
第二，建立支撑战略制定和落地的组织体系。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不一定会发挥良好作用，结果导致支撑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产业政策受到质疑。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战略制定和执行的组织体系，往往决定了其科学性。美国作为供应链攻防战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围绕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建立的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通过建立情报机构，完成工业基础调查，不仅能够提高攻防效率，也为制定科学的国家战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如BIS（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是全球惩罚力度最大的工业情报机构，与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其他部门相互配合，每年都会启动一次深入的涉及多个领域的工业基础调研，分析国内外对核心关键产品和技术的掌握情况（249页）。这一组织研究的颗粒度非常细致，能够具体到公司和个人，这使得美国对一些国家的供应链和产业布局的了解，超过一些国家对自己的认知。工业情报因此成为美国提高攻击效率的武器，也成为了其战略决策的支撑（251页）。司法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跟进和协同同样重要。
从美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要通过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支撑高端制造崛起，产业保障体系包括强大的情报武器、专业的分析能力和司法手段等，要随之跟进。中国在这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不仅体现在国内外工业情报的研究和分析上，还体现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区域（地方真政府）的协同包括协同应对外部攻击的能力上。其中区域大战，构成影响当前国家战略制定和执行尤其是执行的重要因素。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工业情报和不同部门协同对外等方面的能力存在诸多不足，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有关，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较强，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较强，都成为了国家进行供应链设计的体制、制度和组织支撑。第三，建立重大技术和重要市场攻关的组织体系。针对具体的难以攻关的技术和产品、市场时，同样需要供应链的设计力。很多难以攻关的产品往往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建立大工程的协调部门，组成跨学科的团队，形成集技术、项目和预算一体的决策智囊指挥部，发挥整体组织协调和科学分解任务的作用。这类组织可以采取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尤其是一些公益性较强的领域（如特高压），而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则可以采取领先公司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在攻关特定市场的问题上，不仅需要供应链上不同企业的配合，还需要其他配套条件和能力的跟进，比如金融、物流、标准、法规和地方关系处理等。这些也需要国家或者领先公司通过市场分析以及对相应的配套体系的建设、整合来实现。日本等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或者地区，因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出海的经验非常丰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以日本占领印尼的汽车市场为例，为了提升日本汽车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力，财团依托自身跨领域的经营能力，实现了综合性的工业体系的出海，不仅对供应链的整体掌控能力很强，而且还匹配了相关的金融、物流体系，解决了印尼躲到与物流分散的问题，也解决了车贷问题，这些都构成限制其他国家企业进入市场的重要手段。
这需要国家或者领先公司有供应链整合和调度能力。前提是引领者需要对不同主体或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产品特性以及保障其生产的供应链了如指掌，在整合需求的基础上，不仅要攻关关键技术，还需要进行供应链设计，将不同需求和不同供应链整合到一个系统框架下，高效调度相关的供应链和企业，保障产品的高效生产。供应链整合能力，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第四，建立在连接力和控制力基础上的设计力。供应链设计力，主要服务于供应链连接力和控制力的提升。其限度也非常明显。在供应链缺乏基础连接力或者控制力的情况下，设计力往往也很难发挥作用。比如美国主导的供应链攻防战试图采取本土化战略，虽然美国在供应链的控制力上占据优势，可以据此来调整供应链的布局，但是因为既有供应链的完整性缺失，尤其是所谓低技术和低价值制造环节的缺失，同时再造相关生态的空间不大，使得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即使有支撑其运转的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最终也无法改变供应链连接力残缺这一事实。而对于控制力不足的国家，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基于供应链的优势来采取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包括依托连接力和设计力来强化控制力，或者通过控制力和设计力来强化连接力。
03. 供应链攻防战的战略和策略
美国主导的供应链攻防战，我国成为了主要的攻防对象。我国应该结合美国攻防的战略和策略，我国供应链的连接力、控制力和设计力的现实状况，制定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提升应对能力。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顶层设计：高效的战略制定和执行体系
应对供应链的攻防战，高效的战略制定和执行是前提。科技、工业或者说供应链情报的获得至关重要。在大国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技情报工作，借助新技术手段强化科技情报的工具和手段。美国将“科技情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中情局科技部的现代分析工具司，通过智能分析工具作为科技情报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支持。英国制定中长期战略性政策广泛使用情报分析工具与方法。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发布《未来预见研究方法体系》报告，介绍了英国政府各部门广泛用于制定中长期战略性政策、进行未来预见研究的方法与工具体系。先发国家因为在供应链攻防战中主要优势是控制力，因此对关键技术，和关键技术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尤为关注，对供应链连接力的关注也会相对不足。对于在供应链连接力方面具有优势的中国而言，不仅要加强和控制力高度相关的科技情报工作，还要更加关注供应链的连接力相关的情报工作。这提醒我们要从供应链竞争力提升的角度去开展情报收集工作，不仅可以获得更加系统和全面的产业信息，不仅有助于解决科技情报碎片化问题，还有助于解决供应链连接力，尤其是所谓传统产业的供应链连接力的相关信息、情报工作被忽视的问题。在获得信息和情报的基础上，还要在保障信息、情报安全的基础上，提升对信息、情报的分析效率，这就需要政、企和研各界的充分协作，确保信息、情报转化为可操作的、符合企业需要的供应链攻防战略和政策。此外，在制定战略的基础上，还需要战略执行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供应链的系统性，行业的多头管理，决定了供应链攻防战略的执行，高度依赖各个部门的充分协作。当前盛行的部门本位主义，正在成为我国供应链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阻碍。“只有经济发展部门关心经济，其他部门都只从自己的业务出发，只想保住自己的帽子”，成为了一种常态。合规化运动，是当前产业治理的重要内容，适当的合规化有利于产业有序发展，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当时当前大量合规部门的本位主义，主要表现为合规的指标化和机械化，比如将合规指标机械化的、相对均质化的分配给各个区域，并且通过强化考核、责任下沉和问责等方式将完成相应任务政治化，强制基层完成相应合规指标。
不少地区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够采取强制拆除和清退的方式，来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完全不考虑这一行动对整个供应链高效运行尤其是对供应链连接力的负面影响。在土地、空间、环保合规化管理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在我国，地方政府是产业战略和政策执行的重要主体。当前产业分工逐渐细化，不同区域产业联系愈发紧密，对区域协同推进供应链竞争力提升，尤其是对外的竞争力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区域大战是当前区域关系的基调，各地政府往往从区域内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出发来考虑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在土地指标有限和亩均论英雄的推动下，发达和次发达地区都在普遍推动淘汰所谓低端产业和落后产能，主要针对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改造城中村发展房地产和新商体成为了普遍做法。而欠发达地区则存在产业园建设泛化和招商引资逐底竞争。其结果是产业集群竞争力下降，产业转移分散化，产能过剩加剧；适合产业发展的地区没有地，而不适合产业发展的地区则面临产业发展受限等问题。供应链的连接力和竞争力都因此受到冲击。而战新产业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各地都在为推进战新产业相关的项目落地而努力，建设产业园，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这些在产业发展的早期和一些有产业基础，适合战新产业发展的地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做法也因为区域大战而变得泛化，不仅导致产业发展相关资源的浪费，适合各地的一些产业发展被挤压，也会导致战新产业竞争失序，供应链的整体布局和优化受到限制。此外，还有必要加强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协同，强化行业协会在政企协同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对于供应链上不同企业的协同，政企协同强化供应链的竞争力都有助益。
2、供应链的合成营式出海
在整体性的制定应对战略基础上，还需要针对平行供应链问题制定专门的应对方案。林雪萍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合成营式出海”这一启发性的做法。所谓“合成营”，是一个军事术语，意思是将原来高级编制才会有的兵种，如炮兵、防空兵等下沉到营级作战单位。各部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让原本只承担某方面作战能力的营级作战单位，拥有了全面且独立的作战能力。这意味着企业出海的战略不应该是单个的企业或者产品出海，而是应该从供应链的系统性出发，将支撑产品生产的供应链尤其是支撑供应链高效运转的配套条件一起打包出海。这有助于降低企业和产品出海的不确定性，提升企业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这对于出海的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国内产业竞争白热化，同时平行供应链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出海，直接面向客户，嵌入到平行供应链，出战国外不同市场的蓝海或者蓝池塘的动力在不断增强，但阻挠企业的结构性力量也非常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体企业没有能力应对在一个完全陌生、充满大量不确定性的环境。各种不确定性成为了抑制企业寻求突破的关键。供应链的合成营式出海，包括供应链、物流、金融、文化、治理能力和基建能力等的整体出海，才能够真正对抗大量的不确定性，从而为企业专心经营，敢于投入提供系统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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