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耀
与非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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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走到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转折点。大模型能力持续跃升，但“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化落地依然步履维艰；算力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却面临资源闲置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困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缺乏类似电力行业“千瓦时”那样的通用计量与交易单位。大模型厂商无法精确知晓自身模型被调用的频次及其产生的价值；算力提供商难以精细度量资源的实际消耗；应用开发者则不得不应对复杂的计费模型并付出高昂的切换成本。Token（词元）——这一原本仅作为大模型文本处理的最小单元，正被产业界赋予全新的角色，即人工智能时代的“通用货币”。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已进入全新阶段。从传统基础设施输出到智能工厂、数字平台的全球化布局，企业对海外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正从单纯的“连接”升级为“连接+算力+合规”的一体化服务。这不仅是市场机遇，更涉及国家数字主权的延伸与维护。
在众多参与者中，中国移动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这家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身份重构——从“管道提供者”向“AI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运营商”跃迁。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层层递进的重要问题。Token运营何以成为AI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枢纽？算力出海为何需要引入“Token思维”？中国移动的整合逻辑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
Token运营：AI时代的“货币”逻辑
Token是AI“通用货币”的经济学基础
Token的崛起并非偶然。在任何产业生态中，通用度量单位的形成都是分工深化与交易扩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千瓦时”，电力市场无法建立批发电价与零售电价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没有“桶”，全球石油定价体系便无从确立。目前，Token正在扮演人工智能产业中“千瓦时”的角色：它既是模型处理的基本单位，也是算力消耗的直接体现，更是价值流转的天然载体。
从技术层面看，Token具有“不可分割的原子性”——一个Token要么被处理，要么不被处理；从经济层面看，Token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货币属性。这意味着，一旦Token成为产业共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便可实现价值的通兑：算力提供商按Token计价出售算力，模型厂商按Token收取调用费用，应用开发者按Token进行成本核算与产品定价。
中国移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Token运营生态体系，明确提出将Token打造为连接“算力、模型、应用与用户”的通用货币。这一战略定位，将Token运营从技术问题上升到产业基础设施的高度。
当前Token流通的结构性困境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巨大的鸿沟。当前的Token流通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其一，计量标准不统一。不同模型厂商对Token的定义各异：有的将1个汉字计为1个Token，有的则计为2个；不同参数规模（如千亿参数与百亿参数）的模型处理相同文本所消耗的算力相差悬殊，却均以“Token”计价，缺乏“含算量”的校准机制。这导致用户难以进行价格比较，厂商则被迫陷入价格战。
其二，流通壁垒高企。人工智能产业链形成了“模型即服务”（Model as a Service，MaaS）的封闭花园——用户必须登录特定平台、使用专属计费账户、锁定特定模型。从文心一言切换到通义千问并非易事，这意味着市场上并不存在真正的“Token汇率”。
其三，跨境流动的制度真空。算力出海涉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一系列合规要求。Token作为承载数据流通的价值载体，其跨境计量、结算与审计缺乏明确的制度框架。
这些困境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分散的市场参与者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建立公共的Token流通基础设施，亟需具有公信力和整合能力的“平台型组织”入场。
中国移动的Token运营体系架构
中国移动的Token运营体系呈现清晰的三层架构，如图1所示。
底层是能力底座：依托“N+31+X”（N个中心节点、31个省级节点、X个边缘节点）算力布局，实现多元异构算力的统一纳管。目前，中国移动的智算供给能力已达92.5 EFLOPS，位居国内前列。
中层是运营平台：部署统一的Token运营平台（如广东移动的“Token通驿平台”），具备算力调度、Token计量、跨境匹配与生态分润四大核心功能。平台支持多模型接入，提供标准化的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应用程序接口），使应用开发者无需关心底层算力来源与模型差异。
上层是应用入口：通过“灵犀星火智盒”等端侧产品，将Token能力延伸至用户终端。企业用户可实现“一站式”订购算力、模型及Token套餐，个人用户则可在移动App内直接使用AI服务并按Token付费。
这一架构的本质，是将分散、异构、封闭的AI资源转化为统一、标准、开放的公共服务。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中国移动正从“自营式生产者”转向“平台型组织者”——不直接生产模型，但为所有模型提供流通基础设施；不独占算力资源，但使算力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算力出海：从“基建输出”到“标准输出”
中资企业出海新阶段的算力需求飙升
中资企业出海已进入3.0阶段。1.0阶段是产品出海（“中国制造”销往全球），2.0阶段是资本出海（海外并购与建厂），3.0阶段则是能力出海——智能工厂、数字平台与区域研发中心的全球化布局。
中资企业出海3.0阶段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通信服务只能解决“连接”问题，但智能工厂需要的是“连接+算力”——东南亚的无人化“黑灯工厂”要求毫秒级响应，西欧的辅助驾驶视频脱敏需要实时边缘计算能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化项目更是涉及数据主权、内容合规等复杂议题，单纯的技术输出已难以应对。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中资企业的海外竞争力正从“成本优势”转向“数据驱动优势”。这意味着算力已不再是锦上添花的辅助工具，而是核心生产要素。谁能提供稳定、合规、高性价比的海外算力服务，谁便掌握了中资企业出海的“基础设施定义权”。
当前算力出海的“卡脖子”环节
在需求井喷的同时，算力出海面临三重“卡脖子”挑战。
算力资源层面：海外节点覆盖不足，跨境传输时延高、稳定性差。中资企业往往需要在当地租用零散的算力资源，难以形成统一调度。在数据密集场景下，高昂的回国带宽成本与极高的传输时延使得多个人工智能应用“水土不服”。
合规安全层面：当前，各国对数据出境与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日趋严格。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东南亚各国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均构成实质性合规门槛。中小企业难以独立应对，即便大型企业也面临“一国一策”的合规成本。
生态服务层面：海外市场缺乏“一站式”解决方案。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对接网络运营商、云服务商与合规咨询机构，集成成本高、操作周期长。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背景下，这种碎片化的服务模式难以支撑敏捷创新。
这些挑战的根源在于：算力出海仍停留在“产品思维”而非“平台思维”，参与者各自为战，缺乏能够整合网络、算力、合规与生态的“超级连接者”。
从资源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范式转换
中国移动的算力出海战略，体现了从“资源输出”向“生态输出”的范式升级。
在基础设施层面，中国移动已建成覆盖全球的海陆缆精品智能网络：海外POP（point of presence，因特网接入点）达446个，覆盖18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传输总带宽达406 Tbit/s。在算力节点布局上，已在新加坡、泰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建成自有数据中心，合作数据中心超过1300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环球智算中心，作为当地单体规模最大的智算中心，可支撑千亿级参数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成为“中国AI生态出海的桥头堡”。
但这些“硬件”仅是基础。真正的范式转换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网随算动”的架构重构。传统网络以“人”为中心而设计，追求无所不在的覆盖；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则以“算”为中心而设计，追求确定性、低时延的算间互联。中国移动部署的400G OTN（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光传送网）骨干网与G-SRv6（Generalized Segment Routing over IPv6，通用IPv6段路由）智能化互联网，可将八大算力枢纽端到端时延降至12 ms。这意味着，位于宁夏的算力中心可以为新加坡的企业提供近乎“本地”的推理服务，这在传统互联网架构下是难以实现的。
二是“全栈服务”的能力封装。中国移动发布的“1+8”全场景解决方案体系，将人工智能能力封装为标准化的服务产品。其中，“1”代表全场景标品融合包，涵盖42大类100余项标准化产品；“8”代表八大行业深度定制方案，覆盖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智慧金融等领域。这种“标准化产品+行业定制”的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数字化门槛。
连接Token运营与算力出海：整合逻辑分析
一个分析框架：“AI价值循环”的双轮驱动
Token运营与算力出海看似两个独立议题，实则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借助一个“AI价值循环”框架来理解二者的内在关系。
算力出海构成“供给侧”，将国内算力基础设施延伸至海外，解决“算力从何而来”的问题。Token运营构成“需求侧”，通过标准化的计量与交易机制，解决“算力如何被使用、价值如何被衡量”的问题。二者相互促进，没有算力出海，Token运营缺乏底层资源支撑；没有Token运营，算力出海则仅停留在“卖资源”而非“卖服务”的层面，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从产业演进规律来看，这种“资源+机制”的双轮驱动是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的普遍路径。电力行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益借鉴：早期是发电厂与电网的物理建设（相当于“算力出海”），随后是电力市场的建立与电费计量体系的完善（相当于“Token运营”），最终形成覆盖生产、传输、交易与消费的完整生态。Token运营与算力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型如图2所示。
中国移动的战略规划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一手抓算力基础设施的全球布局，一手抓Token运营机制的创新突破，使二者形成良性互促的“飞轮效应”。
全链条闭环的实践突破
这一战略逻辑已在中国移动的实践中得到验证。2026年4月，广东移动在汕头成功跑通全国首个Token出海全链条闭环，打通了“算力生产—Token转化—跨境服务—制造赋能”的全流程，如图3所示。
该案例的突破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合规机制的创新：依托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先行先试政策，进行“数字保税区—Token生产—海外合规调用—跨境传输结算”全链路验证。通过“来数加工”物理隔离合规架构，确保跨境全流程监管可控。这为算力跨境流通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技术平台的集成：部署“Token通驿平台”，实现算力调度、Token计量、跨境匹配与生态分润的统一管理。这意味着，从国内算力中心到东南亚企业的每一次人工智能推理，都能被精确计量、合规传输、自动结算，而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贸易”的雏形。
实体经济的反哺：Token能力最终转化为制造业升级动能。汕头传统玩具企业借助人工智能智能体框架，仅需15天即可完成产品的智能化改造，从“玩具代工基地”向“全球人工智能玩具智造中心”升级。这揭示了Token出海的终极价值归宿——不是简单的算力出口，而是以数字服务赋能实体经济，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这一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Token出海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政策、技术与商业“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中国移动在其中扮演的正是“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即连接监管部门、技术伙伴与应用企业，共同构建完整的价值闭环。
聚合生态：从“单点竞争”到“系统协同”
Token运营生态的构建，仅靠一家企业是无法完成的。中国移动的策略是“搭台唱戏”——搭建基础设施平台，吸引生态伙伴共同参与。
2026年5月，中国移动联合阿里云、火山引擎、华为云等8家伙伴成立Token应用生态联盟，利用MoMA（Mobile Model Access，移动模型服务平台）为国内人工智能模型打造统一服务网关。同期成立的Token运营生态联盟，则汇聚了腾讯、阿里、华为、中兴通讯、科大讯飞等产业力量。
这种“运营商+云厂商+模型厂商”的联盟结构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运营商提供网络与用户触达能力，云厂商提供算力与平台能力，模型厂商提供核心算法能力，三者形成互补而非竞争关系。更具远见的是，联盟致力于推动行业标准的统一，这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当前“Token定义混乱”的局面。
在出海侧，中国移动通过“聚星计划”构建全球化生态体系，联合孵化超过150个场景的“人工智能+出海”解决方案。该计划的本质是将分散的“中国能力”打包输出，运营商提供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商提供行业应用，合规机构提供安全护航，从而形成“抱团出海”的系统优势。截至目前，“聚星计划”已汇聚500余家生态伙伴。
从产业组织视角看，这是典型的“平台生态系统”构建。中国移动作为“平台领导者”，不直接控制所有环节，而是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与标准接口，降低生态参与者的交易成本与创新门槛，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三个递进的命题。
第一，Token运营是AI产业化的“密钥”。Token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通用货币，但当前流通面临计量标准不统一、流通壁垒高企、跨境制度真空等结构性困境。率先构建Token运营体系的企业，将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中占据“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第二，算力出海需要从“资源输出”升级为“生态输出”。中资企业出海3.0阶段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了超越“连接”的综合性需求，即“连接+算力+合规+生态”。只有具备全栈服务能力的整合者，才能真正满足这一需求。
第三，中国移动的战略定位是“AI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运营商”。依托“网络+算力+生态”三位一体优势，中国移动已实现“Token生产—传输—运营—应用”的全链条闭环，其核心价值不在于算力规模最大或模型能力最强，而在于“连接”Token生态的各方参与者，让算力得以流通、让价值得以计量、让交易得以发生。
展望未来，中国移动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Token运营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Token的定价机制如何确立？“免费+增值”的个人用户逻辑与按Token计费的企业用户逻辑如何平衡？生态联盟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设计才能持续激励各方参与？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Token运营从“战略构想”到“商业现实”的转化效率。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中国移动的探索已超越企业战略层面，关乎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话语权。谁掌握了Token的“定价权”与“流通基础设施”，谁便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占据制高点。中国移动将国内人工智能能力通过Token化封装向全球输出的探索，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由此可见，“Token运营+算力出海”不仅是商业命题，更是数字时代国家竞争力构建的核心议题。
作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刁兆坤 王振章 邢小刚 张春旺 宁升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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