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真经和隐忧

我是2016年12月访问过华为的深圳总部。带我去参观的是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电机系教授，在华为做过首席技术官，以及也是来自奥斯汀的朋友，英特尔住东亚和华为的营销主管。他们给我介绍的情况，和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当时对华为有几个深刻印象。

第一，是机构的扁平化，一切为顾客服务，而不是为上级主管服务。

第二，是技术的前瞻性，对公司领域的技术发展前景，往未来探索，而不是在西方主流企业后面追风。

第三，公司不上市，所以西方跨国公司没有办法用资本运作兼并华为。可见华为早就准备打一场硬仗，对和西方竞争对手和平共处不抱幻想。华为高管也不把公司上市作为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捷径。这和国内其他国有和民营企业，把股份制看成体制改革，拉开股东和员工收入差距的做法，成为鲜明对比。

第四，华为是国内唯一尊重科学家的企业。

深圳总部附近的街道都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这只有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和苏联的莫斯科大学有这样的科学气氛。我工作过的科大有几座科大执教过的科学家的雕塑。北大复旦看不到任何科学家的纪念物。华为尊重科学的企业文化给我印象深刻，远超国内其他的大学和企业。

《观察者网》的《观察员》栏目，最近发表了四年前（2019年）5月23日，观察者网编辑和任正非喝咖啡的长篇报道（《在华为，观网总编与任总喝了杯咖啡（1.2万字）》）。里面透露出华为成功的真经，令我大开眼界，远超以前读过的哈佛大学的管理案例。

任正非尊重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学习的对象包括谷歌和IBM。谷歌投资对未来的研究，包括异想天开的项目，华为目前的存在被西方看作威胁。任正非的理想是那天华为不存在才是世界的危险。有理想的企业家和马克思那样的社会改革家，想到一起去了，这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有天渊之别。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次看到有超过状元企业家张骞的人物出现。

华为聘请了大量外国科学家，包括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超过国内任何大学和研究所的规模。给外国科学家的待遇竟然超过西方国家。这吸引了有使命感的科学家也来加盟华为，根本不为钱。华为经营企业比大学还重视科学人才，而非重视大款财主。这里的关键是华为识别人才的能力。5G标准是不知名的土耳其科学家提出的，发表文章才2个月，就被华为重视，组织数千专家研究。而国内行政部门引进国外人才，要以诺奖为标准，科学的前沿在几十年前，而非当下。如何能够有自主的科技政策？

华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历史上只有陈赓创建的哈军工和中国科学院创造的中国科技大学能做到。松山湖是日本设计师的怪才设计的。他在美国读书，却不会讲英文。国内按照美国商学院的面试办法，是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怪才的。但是华为就行。钱学森提出的科学家要热爱艺术，被我们工程师出身的总理压了十几年不发表。我在北大讲文化人类学，被主管部门认为非主流，不能给研究生开课，只能算本科生的通识课。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在华为已经成为公司文化了。手机美学在华为成为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国内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论资排辈，不少人早就不适合前沿研究，却依然占位让年轻人进不来。连科学院院士的评选和大学校长和系主任的选拔，也是人际关系重于科学领导能力。国内的科教体制改革，应当认真研究华为而非新加坡的经验。因为新加坡依靠美国的保护伞，没有华为独立自主发展的大格局。

任正非第一次透露的公司治理的真经，是从IBM聘请的一位老专家，建立起公司整套的审计系统和监督系统，他不仅是顾问，还有行政权力。华为在继承IBM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在继续改进。高级管理人才从项目经理做起，而非高薪从外部引进。这是中国从1950年代引进苏联专家之后，最先进的管理体制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国内升级改进的体制案例，远超我了解到北大和中欧商学院的管理案例。如果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所，和金融机构，也能引进和改进类似的管理体制，中国的大学治理，公司治理，和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治理，才会有一个大的飞跃。目前摸石头过河的小打小闹，可以分散体制改革的风险，但是很难摆脱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的局限。

华为的营销术要给合作者让利，而非国内流行的价格战。这使华为的竞争者成为合作者。这一战略眼光值得国内的企业家学习。

华为的心声社区，继承了红军时期的民主管理，人力资源部能重视尖锐的批评者，让他们参与改革和管理，而非产权理论推荐的老板独裁。建议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也虚心学习华为的管理方式，做到闻过则喜，而非报喜不报忧。

那么华为的隐忧在哪里呢？我从任正非的谈话中，发现有几条，值得李强总理重视。我在经济学家们的议论中难得一见。

第一，华为的重奖办法产生任何成功机构的类似后果，就是富不过三代。物质奖励的后果是产生怠惰。给重金也不愿去偏远地区去开辟阵地了。

第二，智能制造将完全改变现代化的就业模式。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企业，但是华为的流水线工人，从原来一条线70多人，降到四年前的17人，将来可能降到3-4人。华为目前员工近20万，将来估计不到1万。大学生和制造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会越来约严重。没有稳定就业，年轻人就不敢结婚生育，人口也出现全面危机。经济学家空谈拉动消费，没有稳定就业，谁敢扩大消费？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发生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历史巨变。

第三，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任正非主张从农村孩子中培养科学家，我非常赞同。我在北大发现的敢于冒险创新的人才，都是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孩子，没有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富家子女。中国科技大学办得好，原因之一是行政干部都是志愿军归国的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参谋级别的军官，他们为科学家无私奉献，没有国内大学行政人员给科学家设层层关卡的问题。如果要办华为大学那样的新型科技大学，我建议请军队退役的军官来合作创办新型的红军大学和抗大。现在的教育部很难改造目前已经商业化的大学体制。不如在中国内地新建十几所跨学科和能实战的研究型大学，和研发，生产，金融，建成一体化的科技教育研发生产和营销的基地，才能打赢中国的科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