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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10日，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声明，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当日宣布关闭美国硅谷银行。截至破产宣布时，硅谷银行总共还有1.2万亿的用户存款未能偿付，将由FDIC作为破产管理人进行善后工作。
这颗雷爆的猝不及防，危机很快开始蔓延。
硅谷银行成立初期主要经营零售业务,后逐渐转向为科技、半导体等行业提供融资服务,该银行在科技、半导体等行业具有较高的业务占比,被誉为美国科技金融的代表之一。硅谷银行的暴雷给很多初创科技公司影响巨大。知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首席执行官Garry Tan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本次银行暴雷事件影响了1000家初创企业，其中三分之一将无法在未来30天内发放工资。
金融和半导体向来是美国的两把利剑，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多神秘？
半导体大厂背后想不到的“大股东”
荷兰的ASML公司是全球唯一光刻机制造厂商，在高端光刻机市场当中，它所拿下的市场份额就超过了80%，这也意味着ASML公司在全球光刻机领域当中的垄断地位。从现在公开的数据来看，ASML第一大股东是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美国资本国际集团），拥有15.81%的股份。第二大股东是BlackRock Inc.（美国的黑岩集团），拥有7.95%的股份。第三大股东是Baillie Gifford（英国柏基投资），拥有4.54%的股份。美国资本对光刻机巨头的影响不言而喻。
台积电在美国芯片法案的影响下赴美建厂，被人们戏称为“美积电”。在台积电年报中公布的主要股东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花旗托管台积电存托凭证专户，持股比例为20.54%。虽然说美国花旗只是台积电在美股发行股票的存券银行，不能说花旗是台积电的大股东，花旗只负责台积电在美股发行股票的过户、保管和清算。但从台积电整体的股东构成来说，来自美国的机构和个人持股数量也较多，美国的金融影响可见一斑。
还有三星。三星电子是三星集团最大的子公司，占了整个三星集团利润的90%，看一下三星电子的股权架构即可明白一切。从普通股来看，外国投资者占比高达55%，其中大部分是美国资本，主要是美国华尔街的众多金融财团；大股东和关联企业的占比达到21%，韩国境内投资者持股比例为19%。在普通股当中， 美国资本占了一半。
美国的金融 “控制”与权力
半导体产业还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蓬勃发展高度仰仗资本的密集投入，而这种资本投入主要来自金融市场。近年来，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资本支出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如今已经连续三年突破千亿美元数量级。在美国，半导体产业是仅次于生物医疗的第二大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研发投入足足占到该产业总营收的18.6%。
半导体产业之所以需要大量的资本开支，一是因为半导体技术迭代很快，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就需要不断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以保持自身的技术领先地位。如果从研发投入比来看，美国的三家企业高通、博通和英伟达的研发投入比最高，均在30%以上，相反三星和台积电的研发投入比在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排名靠后。这进一步表明，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牢牢占据优势地位。
二是与半导体设计和制造相关的成本非常高昂。首先是知识产权 (IP)核的成本，英国安谋公司是芯片IP授权业务的巨头，购买IP的半导体公司需向其支付固定的授权使用费(License)，而在芯片生产分销后，这些企业还要向安谋支付按单位计价的特许权使用费，即版税 (Royalty)，约为芯片售价的1%—2%。2020财年，安谋这两部分收入高达19.8亿美元。此外， 对以台积电为代表的晶圆代工厂而言，光刻机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设备，一台最先进光刻机的价格是2亿美元，生产一天需要消耗3万度电。
三是半导体技术人才薪酬高昂。半导体人才短缺是全世界的“主旋律”，随之而来的高昂的人力资本也导致半导体需要密集的资本投入。
如此看来谁能掌控半导体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融资渠道，谁便可以从中控制半导体企业的发展。而就资本与通道这两大维度而言，美国控制着最重要的金融资源。目前，美国的投资机构实力最为雄厚，金融市场体系也最为完善，全球不少企业均有赖于美国的资本支持及其深广的融资渠道，美国也因此具备了对金融资源的超强配置权力，并可以凭借这种对资本和融资渠道的占有来主导全球金融网络，控制相关企业，为自身谋取战略利益。
亚洲金融中心的芯片也风生水起？
近日有外媒报道，一些西方芯片制造商正加大在新加坡投资以满足中长期需求增长，并分散供应链风险。法国基板制造商Soitec将投资4.3亿美元将其新加坡晶圆厂产能提高1倍，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在新加坡投资4.5亿美元的新工厂已破土动工，预计2024年完工。美国芯片代工制造商格芯公司也在新加坡建设一个价值40亿美元的工厂。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积电也正考虑在新加坡建厂增加半导体产能，以帮助解决全球供应短缺问题。
据数据显示，新加坡目前拥有包括40家IC设计公司、14家硅晶圆厂、8家晶圆厂、20家封测公司以及一些负责材料、制造设备、光掩膜等产业的相关企业。IC insights数据指出，2021年新加坡占全球晶圆厂产能的近5%，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中占19%的市场份额。
新加坡为何受到这么多半导体大厂青睐呢？是因为作为亚洲金融中心，新加坡与全球8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广泛的双重征税协定(DTA)网络。DTA的主要好处是避免双重征税、较低的预扣税、税收优惠制度，所有这些都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控股公司结构的税收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加坡的税收制度被视为“简单且对投资者友好”。新加坡应税收入的最高公司税率为17%，资本利得税和股息收入税为0%，从新加坡支付的税后股息不征收预扣税。同时，只要收入在一个总体税率至少为15%的国家/地区被征税，所有外国来源的收入都可以免税。新加坡的监管框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没有外国所有权限制，也没有外汇管制。
新加坡提供健全的知识产权(IP)权利制度，以值得信赖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知识产权基础设施为后盾。政府的知识产权政策旨在鼓励新加坡工商业的创新、创造力和发展。
以半导体行业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科技行业无疑从这些优惠政策中受益良多，所以备受欢迎。
给我们什么金融启示？
无论是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中国台湾地区，各国和地区政府都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采取了政策导向的方针，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进行扶持促进其发展壮大。即使是同一国家不同行业发展时期，政府在扶持政策策略制定上也是不同的。从各半导体强国和地区的历史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得知：政府的政策导向在半导体产业发展道路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要把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做大做强，必须要坚持不断地自我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
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郭书宏提出，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全流程保税监管创新，参照加工贸易方式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进口的设计、研发、检测、制造、封装等料件进行保税管理。海关总署批准天津市开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机制创新，在综保区内设立集成电路保税研发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海关对平台企业核发保税研发检测手（帐）册，平台接受集成电路保税研发检测企业委托，将集成电路设计方案委托境外加工企业进行流片制造，制造完成后以保税方式进口并纳入手（帐）册管理，平台企业将晶圆片在公共服务平台或通过外发加工方式发往研发检测企业进行测试与检测。
3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调研集成电路企业时强调，“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用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力量”。政府端应当制定符合国情和新形势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帮助企业排忧纾困，引导长期投资。
2022年以来全球各国强化本国半导体政策支持力度，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相继出台产业政策，通过基金支持、设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予以政策扶持。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美光等全球头部晶圆厂纷纷宣布扩产计划，长期看全球半导体资本开支仍有望高速增长。
作者：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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