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下一个芯片之极？

引言

风云二十余载的浦东，成为中国集成电路的中流砥柱，成为名副其实的芯片之都，这里有中芯国际、华虹、积塔半导体，中微、安集微、上海硅产业集团、以及大大小小的芯片设计公司芯原、翱捷，以及数不清的外资企业如ASML，AMD，日月光集团……

思考这波澜壮阔的这三十多年的这片土地上的芯片产业发展史，为什么浦东能成为中国集成电路芯片之都？怎么学习浦东经验？而谁又将成为下一个细分领域的模拟芯片之都？

第一章、改革大潮的桥头堡——浦东

雨催春寒食近，平原一片丹青；

溪边唤渡柳边行，花飞蝴蝶乱，桑嫩野蚕生。

—辛弃疾《临江仙.即席和韩南涧韵》

20多年前的浦东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就像辛弃疾笔下的所描绘暮春美景，田野相连，四周是春雨润入泥土的幽静。

此时的浦东，你很难把它和日后中国集成电路的最火热的土地联系到一起。

虽然人烟稀少，但是这片土地上蕴含的力量，就像春雨后的万物复苏，日后迸发出中国芯片最强音，20年来的浦东就像破茧的蝴蝶向世人展示中国的力量！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放浦东，成立浦东经济特区，此时的陆家嘴是一片“烂泥渡”，此时的张江是一片荒野的农田，临港则是东海边的芦苇滩。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今天的浦东，正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一项项改革措施从这里复制推广到全国。东海之滨的改革热土，正在张开推动改革巨轮破浪前行的强劲风帆。

1979年的春天，总设计师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点燃了中国沉寂已久的发展热情，整个中国南方一片热火朝天。然而，这其中并没有上海。

老人事后评价：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海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但是之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王牌”，“王牌”意味着责任，责任有时候也意味着“镣铐”。

从清末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

上海是国家的“钱袋子”。据统计，在建国后的30年间，上海全市财政总收入近3000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8%。而上海以全国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缴税收竟然占到中央税收开支的三分之一。

彼时的上海成了“计划经济的王牌打工人”。全国各地向上海输送能源、原材料，供上海通宵达旦地加工生产，产出的大量工业品再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

但是在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上海发现定位非常尴尬，用于上海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原材料价格上涨但是终端产品不能提价格，上海所有的生产要素，比如商品生产、销售、定价必须按计划来，到后面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没有活路。

此时的南边的深圳火的一塌糊涂，相比之下，上海从曾经的国际大都市变成了大作坊，市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这几乎成了那一批上海领导干部的“心结”。

于是上海的干部意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喊出各式各样的口号。

喊口号谁都会，做成了才是真英雄。

这个时候，一个中国半导体历史最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最不得志的官二代

做官最不得意的红二代，大概江上舟排第二，没人愿排第一。

江上舟，出身福建的革命家庭，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曾任农业部长，卫生部长，福建省省长，河北省省委书记等职，属于高级领导干部。

不过作为红二代的他，在他人生最有干劲的时间，遇到混乱不堪的十年，上了大学仅仅几个月就被下放。

不过江上舟并没有气馁，在下放工厂锻炼的机会，继续刻苦学习，这让他愈发感觉到文化知识和科技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后他公派留学瑞士，在海外研究了八年的通信技术。他40岁的时候才踏上仕途，回国后任任三亚副市长，接着还陆续担任了海南省洋浦区党工委书记，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也算是为海南省做出一份贡献的好官。

尽管父亲是高级干部，但是江上舟从一线官员做起，也说明他痛恨官场规则，仕途上未有投机取巧之事，而是踏踏实实的做事。

1997年，江上舟从海南调往上海，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工业党委副书记，上海由此迎来了一位同时精通技术与经济的双料学者型官员。

而正是江上舟这一次人事调动，成为推进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历史关键。

江上舟到了上海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研浦东未来的产业方向。看了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后，江上舟有了明确的判断：上海应该搞集成电路产业，张江要成为中国的硅谷。他还认为：集成电路工业既是中国非干不可的工业，其最先进经营管理知识和最尖端制造工艺与产品制造技术又是由海峡两岸与华人世界英才掌握的工业。

现在看，这个理念之先进、判断之超前，江上舟的专业能力体现无疑。

他复盘了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区发展历史，精读北美半导体协会与国际半导体协会编撰的《半导体路线图》，比较上海的优劣势：

上海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和融资能力，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需求强劲，而供给能力薄弱，半导体生产和试验关键设备制造更是麟角凤毛。

上海的支柱产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业，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八十年代发展的汽车、电站等技术密集组合装配型工业；21世纪上海必须发展知识密集型信息产业。

“在半导体生产、管理、营销领域，华人能力居世界第１，在半导体设计领域，华人才干列世界第2。“

1998年底，“胸有成竹”的江上舟向当时的江上舟向当时的上海市委记黄菊献计：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新竹工业园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2001年-2005年“十五”期间，上海引资100亿美元建设10条技术水平等于或高于华虹NEC 909工程的8-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黄菊听罢，据传拍案叫绝，问了一句：天上怎么会掉这么大的馅饼？

江上舟则坚信：上海能超越中国台湾，张江能超越新竹！

何等的霸气！

1999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会议准备方案提出：2001年－2005年，全国投资200亿元人民币，拟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江上舟反对，他说：“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弄得许多专家院士一片愕然。

更难的是，当时中国芯片业处境之艰难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

中国芯片研发的起点并不晚，1975年中国研制出第一批1KB的DRAM时，仅比英特尔晚了五年。当时三星才刚进入半导体行业不足一年，中国台湾地区也才刚刚启动半导体工业。

但半导体环节的各种不足使得中国芯片始终落于人后，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先后制定的巴统、瓦森纳协定直接封死了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之路，面对高度全球分工、迅速升级的海外芯片，在摩尔定律之下，中国芯片一败涂地，根本无力和国际巨头抗衡。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芯片半导体工厂一片惨淡。据说“中国巴菲特”段永平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后来觉得没啥盼头，又去人民大学读了一个计量经济学的硕士，最后南下广东做起了消费电子的生意。

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一直试图重振芯片行业，先后搞了两个举国之力主导的大项目“908无锡华晶”和“909华虹NEC”，后者正是在上海建立，总投资12亿美元，这已经是70年代末宝钢之后上海最大的工业项目。

而江上舟开口就是100亿美元！

他想的很清楚：

发展产业，选择标准两条。一看重要不重要，是否不可少；二看优势不优势，是否做得好。这两条没问题，就要拼命搞；我们搞大了，别人无法搞。

世界集成电路工业一直遵循“摩尔定律”向前发展。所谓“摩尔定律”就是美国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所总结，即集成电路18个月更一代新技术，单位面积里晶体管数量翻倍而价格不变。

晶体管数量翻倍意味着性能也翻倍，而价格不变意味着单个晶体管的成本在不断降低。

于是在国外半导体公司一轮轮的技术革新后，中国和国外技术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也许成本上接近但是性能上打不过，性能上能持平但是成本差太远，事实上无论是性能还是成本中国芯片制造水平都无法与国外巨头抗衡。

这种竞争上优势一旦形成，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后来者需要追赶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要么不干，要么就死命干，芯片产业不同于其他行业，需要不断的持续高强度，大手笔的投入，你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拉近和国外差距。

江老给的目标是：下一个5年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引进外资滚动投入1000亿美元，在上海建设世界最大集成电路生产基。

看似略微有点“天方夜谭”，事后来看，江老的这两条建议极有预见性，为整个上海市半导体产业发展描绘了大差不差的蓝图。产业园区聚焦单一产业集群从而实现规模化经济和积极引入外资办芯片企业，为上海市芯片业发展加上了杠杆。

上海愿意干，浦东愿意干，但谁来干？

正巧，到1999年，中国台湾的第三大半导体公司——世大半导体被卖给的台积电，而一手创办世大半导体的张汝京愤然离开。离开中国台湾的张汝京在北京，香港，上海多地考察后，在江上舟热情邀请下，张汝京决定新的芯片制造工厂落地上海。

之所以选定上海是因为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了，决策速度非常快，支持力度也很大，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亲自带张考察浦东，最终中芯选址在了张江。

“张”“江”二人在张江的相遇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幸事。

2000年4月3日，中芯国际成立。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中芯国际”寓意中国之芯、走向国际。江上舟为张汝京打通了所有的政府流程，如此大的项目获批速度如此之快前所未见。

13个月后，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

很快，上海的1座工厂变3座；在北京，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

中芯国际和张江的相互选择，是上海造芯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中国芯片历史上一段佳话。

中芯国际选择上海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此时的上海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是全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好的创业热土。

早在1992年7月，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到了1999年8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实施“聚焦张江”的战略，集成电路成为张江重点聚焦的产业之一。在确定了这一战略后，中芯、宏力、台积电等大投资纷至沓来。

到2004年，浦东张江、松江和漕河泾“两江一河”产业带，已汇集10余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并且，从芯片制造往上下游延伸，上海积极引进构建了从设计、制造、封测到设备的完整产业链。

所以，中芯国际之所以能落户张江，张江之所以成为中国芯片的中流地址，这与早期上海市政府的刻意引导密不可分，在上海市政府的引导下，产学研资源都在往张江聚集，并在张江实现了一体化。

中芯国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仅仅有了芯片的制造能力，一方面是吸引了更多人才归国创业，比如尹志尧、王宁国、武平、陈大同、戴伟民，戴保家，王淑敏等人，二是而是培养了整个产业链。

在张江，无数芯片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崛起，日后不少公司成为中国半导体设计的产业的中间力量。

半导体制造的投入之大、回报之慢和风险之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很可能成为政绩上的大坑，不少官员担忧万一产业没做起来是否要背更多的责任？但是只有上海的官员无惧风险，依然默默地不断往张江塞半导体公司，并且不断支持他们。于是上海在半导体整个产业链上不断提升实力，不断地攀登硬科技树，哪怕在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时代，依然坚持初心。

现在回望过去，科创板上的芯片公司大半出自上海已经说明了一切。

本人摄于荣盛大厦，浦东科创集团楼下

到现在其他城市想复制上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把互联网当支柱产业做的城市有很多，能把集成电路产业做的好城市只有上海。

等全国各大城市再回头，蓦然发现上海的半导体产业产业氛围已经形成，基础已经打好，于是上海成为中国硬科技半导体制造之都，成为芯片各个细分领域的中国之极，细数之下一共三极：先进工艺制造之极——中芯国际；特色工艺之极——华虹；车规芯片之极——CEC的华大/积塔半导体；

上海是中国的“王牌”，而浦东则是“王牌中的王牌”。

忆过往，励精图治，浦东已经三十而立。

再出发，风华正茂，浦东不过三十而已。

时至今日，中芯国际成为中国半导体先进工艺一极，华虹成为中国半导体特色工业一极，积塔半导体成为车规芯片一极，那么其他芯片细分领域的一极在哪里？

第二章、内存之都——合肥

合肥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但是现在却被誉为最专业的“风投之都”。

从小家电，到面板行业，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再到内存，每一次合肥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必成大事！合肥因为CXMT的存在变成中国名副其实的内存之都！DRAM芯片一极！

我曾经在《内存战争》一文中写过，中国在内存芯片上兜兜转转多年不得志，导致国内在该领域几乎是零，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看着内存价格在巨头操控下于2017年疯狂暴涨，因为那会还没一家中国企业能生产DRAM内存，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在中国攫取巨额利润。

在早期，当年的首钢NEC，华虹NEC以及中芯都曾涉足这个行业，但是随着NEC自己在DRAM行业的败退，以及2010年后中芯国际全面停止DRAM项目的研究与生产，之后，中国大陆就没有任何DRAM技术和经验的积累了。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宋书记，以及兆易创新的朱总，共同决定要在半导体行业打出一片天地，将合肥打造成中国的DRAM之都！

当时合肥政府表示要和兆易创新一起上一条DRAM生产线，朱总一再犹豫，到不是不相信合肥市政府。朱总认为，建设一条生产线一年至少需要上百亿的资金，研发DRAM过程更是相当烧钱，而且是要持续烧钱，合肥政府能不能顶住这样的压力，保持持续投入？

面对朱总的质疑，合肥市政府向拿起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讲起他们与京东方的合作情况，并表示，他们当初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拉起京东方，现在也愿意花钱花力来打造中国的DRAM产业。

就这样，朱总的兆易创新和合肥政府尝试在半导体领域开启合作，随后双方就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合肥政府出资75%，兆易创新出资25%，成立了一家专门从事DRAM的生产新公司——CXMT，而新公司任然是由朱总经营。

就这样CXMT开始了自研DRAM的历程。2017年3月，双方开始建设工厂，10个月后，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完工。2018年年底，合肥长鑫就推出了8Gb DDR4工程样片。

2019年，CXMT导入了当年奇梦达的专利，并拉起了一支精干的队伍。

有了技术专利和团队之后，2019年9月20日的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上，CXMT就展示了与世界主流产品同步的8Gb DDR4。

在世界制造大会上，CXMT还签约了长鑫集成电路制造基地，该基地不但有1500亿元的存储单体项目，此外还将投资700亿元建设空港集成电路配套产业园和空港国际小镇。

其中，空港集成电路配套产业园围绕CXMT布局芯片设计、装备、材料、封测和智能终端等上下游产业配套，总投资超200亿元。

到现在不光是CXMT，合肥另外还有两座12英寸晶圆工厂，晶合和兆基，一个城市整整三条12英寸线！可以想象未来，合肥的半导体产业能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带来多少数字经济的增量！

正是合肥的“豪赌”，最终让合肥成为了全国少数几个芯片自主制造基地之一，让国内的DRAM产业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纵观合肥近十几年的发展历史就可以发现，合肥在每次转型的时候几乎都选对了，这几次“豪赌”也让合肥成为了中部地区的黑马城市。

事实上，在上世纪，合肥就曾做过一次正确的选择，当时京校外迁，中国科技科技大学连接被湖北、河南和江西拒绝，而合肥也是在这个时候向中科大伸出了手，后来的安徽省长李德生是当时最坚决的人，他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 并腾出了原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接纳了中科大。

由于中科大的存在，合肥也成为了我国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这也为日后合肥大力发展科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2000年时，合肥市的GDP仅有325亿元，比肇庆、临沂这类小城市还要低，在全国仅排在第82名。

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肯定是不合格的，当时就有合肥人自嘲称：合肥是全中国最大的县城。这虽是一句戏言，但也能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合肥发展的不满意。

但是日至今日，合肥可以亮出一张张闪闪的金名片，小家电之都，新能源汽车之都，液晶面板之都，最闪亮的当属DRAM内存之都！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城市，合肥三次“豪赌”完成质的飞跃，在每一次科技转型的关键时期，合肥政府都准确地踩到了风口上。

不得不佩服合肥政府官员的魄力和胆识！

第三章、谁是下一个模拟芯片之都？

模拟芯片，是半导体领域另一块高地。

模拟IC是指处理连续性的声、光、电、速度和温度等自然模拟信号的集成电路。

模拟信号经由传感器转换为电信号（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再通过模拟集成电路进行放大、滤波等处理后，可以直接输出至执行器，也可以由模数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进入数字系统进行运算。

数字IC则通常指处理离散的“1”“0”信号的集成电路，主要以存储器、处理器、逻辑IC为代表。

相比之下，模拟芯片更像是艺术品，拼的是设计功底，以及玩出花一样的工艺，这和数字电路的工艺完全不同。

而且模拟芯片具有产品生命周期长，竞争格局稳定的特点，天花板极高，根据Frost&Sullivan数据，2021年，我国模拟芯片市场规模约为2731.4 亿元，2016-2021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6.29%，增速高于全球同期平均水平。随着新技术和产业政策的双轮驱动，预计到2025年，中国模拟芯片市场将增长至3339.5亿元，2021-2025年复合增长率约为5.15%。

但是模拟芯片前景美好，但是现实却极为残酷。目前全中国所有模拟电路公司的营收规模加一起都不够德州仪器一家看的，只有人家的零头。

2022年，德州仪器的收入是创记录的200.3亿美金，毛利率是惊人的68%，净利润率43%，利润总额则是令人咂舌的100亿美金，可见模拟电路是多丰厚的利润！

更别提另外一家美国模拟巨头ADI，也是120多亿美金的收入，这两家加一起就是320亿美金，2000多亿元的收入体量，中美差距依然巨大！

在德州，一共有18座晶圆厂！其中有6座12英寸厂，而德州仪器一家拥有4条8英寸和4条12英寸线！

实力可见一斑！

当然模拟线普遍也就2万片月产能，和存储以及逻辑线动辄5万、10万月产能相比不算太夸张，德州仪器虽然有8座厂，但是只有4条8英寸是已有的，另外4条12英寸线是新建的（其中一条是从美光手中买下改造的）。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国内新建12英寸线还能去卷德仪的8英寸线，用12英寸新工艺去打老旧的8英寸线工艺，等到明后年德仪4条12英寸线建设完成，那更加难追赶了。

那么中国那个城市，那家公司，不说超越，至少能接近德州以及德州仪器？

一时瑜亮？

杭州，一个被称为“美食荒漠”的互联网之都……

尽管我并不认可这样的“美食荒漠”说法，杭州好吃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但是被吐槽最多的西湖醋鱼缺深深的刻在全国网友心里，确实现在哪怕楼外楼大厨烧出来的西湖醋鱼也一言难尽，现在的味道似乎和我小时酸酸甜甜的味道相去甚远的。

尽管好吃的不如其他城市多，但是杭州却是中国除北上广深之外最有活力的城市。

这里有阿里巴巴，有蚂蚁金服，阿里云，有网易云音乐，有字节跳动，以及一大堆互联公司，但是更有一大堆科技公司，意思的是，这些竞争对手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比如中国安防双子星海康威视和大华，TI界的新华三和思科，汽车界的吉利和零跑……

还有中国模拟芯片双子星的矽力杰和杰华特。

从目前发展状态来看，谁能成为中国模拟芯片之王，也许就在矽力杰，杰华特，圣邦和纳芯之间诞生，而其中两家又恰好同在杭州这座城市。

有人不仅会问，两家同为竞争对手的公司在同一个城市，会不会过渡竞争，导致谁都发展不起来？

其实同城双子星并不是坏事，如果是在公平，公开的市场上良性竞争反而能互相提高。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同为安防巨头的海康大华都在杭州，同为晶圆制造的中芯国际和华虹都在上海，TI巨头华为和中兴都在深圳，厨卫龙头老板和方太都在浙江，一堆车企扎堆合肥，而合肥还有京东方，视涯，维信诺，泰沃达，彩虹等一批显示面板公司。

所以有时候同城的瑜亮之争并非坏事，反而让这座城市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产业高地。

模拟芯片种类繁多，比如德仪这200亿美金的收入，足足有8万多个产品线。但是从类型上分，大致就是电源管理类，信号链类，运放类，数模转换类，驱动类，时钟类，接口类，以及部分的射频和传感器类。

无疑电源管理类是大头，也是最大的细分市场，换言之，谁能在电源管理类有所突破，大概率能成为中国模拟的龙头。

打造中国版的德州？

德州，目前全美晶圆厂最多的地区，足足18条线！包括三星，NXP，英飞凌，X-FAB，Skorpios，Towerjazz，Ti，Qorvo的等等。

而做为德州重镇，奥斯丁地区也是集合多家FAB，如NXP，三星，英飞凌等，有做模拟的，MCU的，电源管理的，RF的以及各类传感器。

有意思的是杭州乃至浙江地区，似乎产业集群和德州颇为类似。虽然没有最先进的晶圆制造工厂，但是杭州也有主打功率，驱动IC，MCU，传感器的士兰微，旁边还有同行立昂微，而立昂微的子公司立昂东芯是一家做砷化镓RF的国内龙头；在钱塘江下游的绍兴，还有刚刚崛起的中芯集成在功率代工和碳化硅方面独树一帜；浙江不仅有晶圆制造基础，杭州还有EDA公司比如广立微，行芯，还有光电器件的芯耘，吉利孵化的功率半导体晶能微，脱胎于原大华芯片团队的芯昇，以及矽力杰，杰华特两大模拟设计公司，更有半导体设备的晶盛，以及众硅，启尔这类设备及零部件公司，中欣晶圆，热磁这样的材料/零部件公司，以及一大堆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的芯片公司，如派恩杰，地芯引力，亿铸……

换句话说，浙江除了没有先进晶圆制造线，其他产业功率，EDA，设备，零部件，材料，特别是大模拟类几乎啥都有。

画个大饼，如果浙江在这方面再多投入一些，再积极一些，有没有可能诞生一个类似中国版德州？？？

畅享未来，如果浙江能拿出当年浦东和合肥政府同样的魄力，完全是有可能打造出中国的模拟一极！

这里有新一代的12英寸的模拟芯片制造工厂，有模拟设计公司，IC电源管理公司，有射频公司，有功率半导体公司，有车规芯片公司，有EDA公司，有光电芯片……大模拟类要啥有啥，这么一看，浙江成为中国模拟一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这么一看，岂不美哉！

当然，要让浙江成为媲美德州的模拟高地，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这需要当地的官员持之以恒，不怕风险，持续投入的坚定信念，最重要的是各界政府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得往死里干！

如果投入500亿，浙江可以再建一条12英寸模拟线，外加扶持一个国家级的模拟实验室；

如果投入1000亿，浙江可以再建一条12英寸模拟线，和一条功率线，外加以及一个模拟产业，吸引一大堆创业人才；

如果投入3000亿，浙江至少可以建4条12英寸线，外加孵化并扶持一堆的EDA公司，射频公司，光电公司，以及设备公司……

一旦产业氛围形成，就会出现聚集效应，更好的产业基础吸引更多才华横溢的学者，以及优秀企业家来浙江创业。尽管浙江牛逼的高校不多，拿的出手的只有一家浙大，除浙大外浙江地区的211/985类高校是零，但是谁说必须当地有高校才能有人才？难道杭州以及浙江不够有吸引力？难道来杭州工作是件很丢人的事？

怕什么？有产业基础还怕没人来？

高才学生由其他省份培养，毕业记得来杭州，浙江工作就行，因为这里有最好的机会和氛围！

有人，有产业，有持续投入，何愁不能快速发展？

届时，浙江就真的有足够的喊出一句：先进工艺+特色工艺+车规半导体看上海，合肥和武汉是存储之都，而浙江走自己的特色之路，打造中国模拟高地！

杭州——中国的模拟芯片之都！

滚滚钱塘潮，千古奔流不息，这代表着浙江人勇立潮头的精神！代表着浙江人敢于创新的信念！

笔者有话说：

一直以来我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城市省份同时都搞半导体，尽管芯片问题确实是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的一大顽疾，但是半导体产业靠的是聚集效应，靠的是政府持之以恒的投入，靠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同质化竞争，你抢我项目，我捞你本土公司式的互相瞎卷。

如果浙江去学上海，合肥，武汉，搞先进工艺制造，搞存储芯片，我觉得并不是可取之处，最适合浙江发展的，还是大模拟类芯片！

参考资料：

《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

《风流人物浪淘不尽——江上舟故事》；

《中芯国际的幕后英雄》；

合肥变形记：三次豪赌从全国最大“县城”跻身新一线；